在许多方面，儿童的游戏和成人“寻求刺激的斗争”有相似之处。孩子的父母呵护他，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有大量的剩余精力。游戏有助于他燃烧多余的能量，但两者确有不同之处。我们看到，成人用各种方式从事“寻求刺激的斗争”，其中之一是发明新的行为模式。游戏时，这一要素特别有力。对成长之中的儿童而言，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新的发明。面对环境时，儿童的天真烂漫或多或少迫使他纵情于无休止的创新。一切都新奇，每一场游戏都是一个发现之旅：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周围的世界。发明未必是他游戏的具体目标，但发明是游戏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宝贵的馈赠。

童年时代的探索和发明一般是鸡毛蒜皮、转瞬即逝的，这些探索和发明本身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如果探索和发明的运行机制、好奇的意识、追寻、发现和检验的冲动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化，如果它们继续支配成人“寻求刺激的斗争”，使报偿比较少的其他选择黯然失色，那么，探索和发明就取得了一次重大的战役胜利：创新战斗就打赢了。

许多人对创造性的秘密感到不解。我认为，本质上，创造性只不过是儿童的探索和发明在成人生活里的延伸而已。儿童提新问题，成人回答老问题；童心未泯的成人寻找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儿童善于发明；成人善于生产；童心未泯的成人善于创造性地生产。儿童探索环境；成人组织环境；童心未泯的成人组织探索，使探索有序进行，加强探索的力量。他在创造。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更仔细地探索。如果一只黑猩猩幼崽（或一位幼儿）被放进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件熟悉的玩具，那么只玩一会儿，它就失去兴趣了。如果给它五种熟悉的玩具，它拿起第一种来玩，然后玩第二种，一个接一个玩下去。回到第一种时，原来熟悉的玩具就显得“新鲜”，值得再玩了。如果与此相比，给它的是一件不熟悉的新奇玩具，这一玩具就会立即引起它的兴趣和强有力的反应。

这种“新玩具”反应是创造力的第一要素，但仅仅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我们这个物种强烈的探索冲动驱使我们去研究新玩具，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检验。一旦完成探索，不熟悉的玩具就成为熟悉的东西。此刻，我们的创造力将起作用，我们将利用新玩具或从中学到的东西来提出并解决新问题。我们从不同的玩具获得并充实经验，如果我们从中学到起初不知道的东西，那就可以说，我们获得了创造力。

例如，如果小黑猩猩被放进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它首先查看这个物体，拍一拍，打一打，咬一咬，嗅一嗅，翻上爬下。过一会儿，这种随意的活动让位于结构更加明晰的活动模式。比如，它可能会跳过椅子，把它当成鞍马。它“发明”了一只鞍马，“创造”了一种新的体操。它过去也跳过，但不完全像这种“体操”。它把过去的经验与新玩具的考察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跳马动作。以后，如果给它提供更加复杂的器材，它就会在旧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把新要素融合进去。

这一创造力发展机制似乎简单明了，但它并非总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童年时我们都经历了探索、发明和创造的过程，但成年后最终达到的创造力水平却因人而异，颇有戏剧性的差别。在最坏的时候，如果环境的压力太大，我们就谨守熟悉的有效活动。我们不去冒新的风险。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如果环境的威胁太严重，我们宁可求稳而不会去冒可能后悔的风险：我们的求稳建基于经过验证的、可以信赖的、熟悉的常规。除非环境的形式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否则我们绝不会冒风险去做更多的探索。探索中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令人生畏的。只有两种事情有助于我们战胜恐惧，两者相反相存：一是灾难；二是大大增强的安全感。比如，一只雌鼠养一窝幼崽时，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它忙个不停地哺育、清洁和保护幼鼠，没有时间去探索。如果灾难降临，比如鼠窝进水或被摧毁，它将被迫在恐惧中探索。相反，如果幼鼠顺利长大，它囤积了大量的食物，压力就会减轻。处境更加安稳以后，它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了。

可见有两种基本的探索：恐惧中的探索（panic exploration）和安稳中的探索（security exploration）。人类动物也有这两种探索。战争期间天下大乱时，人类的社群就被迫靠发明创造去战胜其面临的灾难。反过来，万事如意、百业兴旺的社群就可能具有高度发达的探索精神，依靠更加安全、稳固的地位去大展宏图。勉强度日的社群就很少甚至没有探索的冲动。

回顾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时，很容易看见这两种探索，正是它们使人能够在演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进。我们的祖先离开采食果子的舒适的林中生活，走进空旷的原野时，他们遭遇严重的困难。新环境的极端要求迫使他们去探索，不探索就死亡。演化成有效合作的猎人以后，他们的压力才略有舒缓，但还处在“勉强糊口”的阶段。这是个非常漫长的阶段，数以万年计，技术进步缓慢得不可思议，比如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的微小进步也要以数百年计。

最后，原始农业慢慢兴起，我们的祖先能更多地把握自然环境以后，他们的处境才有所改观。农业特别成功的地方朝城市化发展，他们就迈过了一道门槛，进入了一个新的戏剧性境界，社会安全大大增强了。到了这一步，另一种探索汹涌而至，这就是安稳中的探索。于是，这种探索就产生了越来越令人震惊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更大的安全感，促进了更多的探索。

遗憾的是，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人类的全部历史一帆风顺，人类在文明中崛起就是更加令人高兴的故事。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事情来得太快，正如本书从头至尾所示，成功和灾难的摆锤猛烈地来回振荡。因为我们释放出来的力量太多太大，我们的生物学装备难以对付这样的折腾，在利用我们伟大的社会发展和复杂局面时，我们常常滥用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理性地应付超级部落赋予我们的超级地位和超级力量；结果，我们就遭遇层出不穷的更突然、更难以对付的灾难，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超级部落刚达到繁荣的阶段，刚能够在安稳中探索，创造力美妙的新形式刚开始繁花似锦，大的灾难就接踵而至，暴君和侵略者就粉碎了脆弱的新社会结构，恐惧中的探索又大规模地卷土重来。每完成一种建设性的发明后，总有一种破坏性的发明接踵而至，如此反反复复，经历了万年之久，这样的反复还在进行中。给予我们核武器恐怖的是原子能的光荣，给予我们生物战恐怖的是生物研究的光荣。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着原始农耕的生活，他们像我们的先祖一样耕地。在少数地区，还生活着原始猎人。因为他们停留在“勉强糊口”的阶段，所以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不进行探索。像幸存的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一样，它们有发明和探索的潜力，但这样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在圈养黑猩猩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它们的探索潜能可以迅速得到开发：它们能开机器、画画、解答试验箱的问题。然而，在野生状态下，它们连遮风避雨的窝棚也不会搭建。对它们和原始的人类社群而言，“勉强糊口”的生存状况既不太难，也不太容易，这阻碍了他们的探索冲动。对我们其余的人而言，一个个极端接踵而至，我们的探索经常在极端的恐惧和极端的安稳之间跳来跳去。

不时之间，有些人回眸一瞥，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原始社群的“纯朴生活”，并开始希望，我们从来没有走出我们原始的伊甸园。有时，这些人还认真尝试把思想转化为行动。我们虽然很同情这些工程，但还是意识到，这些尝试困难重重。这些假性的原始隐居区有一些固有的缺陷，人为性就是最突出的缺陷。北美和其他地方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社区，毕竟，这些参与者既尝试过超级部落的激情，也尝试过其恐怖。他们已经适应高水平的心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已失去社会纯真，这个失去的过程已经不可逆转了。

起初，这些新原始人的生活一切顺利，但这是骗人的假象。真相是，回归纯朴生活的初期，人类动物园以前的成员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从理论上说，他的新角色简单，但实际上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新问题。一群都市人建立假性原始社区的行为本身就是重大的探索行为。这种试验令人满意的地方是其假性的回归，而不是正式的回归；任何一位童子军都可以作证。然而，初期的挑战克服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无论这个社群是偏远地区的乡间社群或穴居社群，或者是在城市里孤悬一隅、自我封闭的假性原始社区，答案都是一样的。幻灭感悄悄来临，孤独感开始袭击大脑，但大脑已经习惯了更高水平的超级部落生活。解决的办法是，要么这个社群崩溃，要么它动起来回归超级部落的生活。如果新的活动成功，这个社群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加强组织、扩大规模了。不久，它又回归超级部落的激烈竞争。

在20世纪，保存真正的原始社群如澳洲原住民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毋庸赘述，假性原始社群的维持则更为困难。面对无情扩展的人类动物园，即使传统上抗压性很强的欧洲吉卜赛人也逐渐屈服了。

这些想靠回归古朴生活而解除困惑的人面对着这样的悲剧：即使设法“去除”了高度活跃的大脑特性，他们生活在那种反叛的小型社群里时还是很脆弱的。人类动物园难以听任他们我行我素。他们要么被人利用去吸引游客，今天许多真正的原始人就是这样被人利用的；如果成了人家的眼中钉，人家就可能发起攻击，迫使你解体。既然难逃超级部落巨兽的魔掌，我们何妨尽可能利用它。

看来我们注定要过复杂的社会生活。既然如此，生活的诀窍就是，我们利用它，而不是让它利用我们。如果我们被迫过寻求刺激的生活，重要的就是挑选最有报偿的生活态度。正如上文所示，最佳的办法就是给发明和探索的原理赋予优先的地位，而不是无意之间去学那些逃避现实、困在死胡同里再也不能探索的人；我们要努力使自己的创造才能适应超级部落生活的主流。

每一位超级部落人都能自由挑选寻求刺激的方式，既然如此，为何他又不能更加经常地挑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呢？从理论上说，他海量的大脑潜能被闲置起来了，他拥有童年时代创造性游戏的经验，他理应喜欢挑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在一切繁荣的超级部落城市里，所有的公民都是潜在的“发明者”。那么，为什么很少有人纵情于积极的探索创造？为什么其他人满足于享受别人的发明？为什么他们满足于简单的、创造性严格受限的游戏和运动呢？表面上看，他们都拥有必要的背景，可以成为童心未泯的人；既然超级部落像父母一样保护他们、爱护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能养成更强烈的儿童似的好奇心呢？

部分原因在于，儿童服从成人。强势动物竭力控制弱势动物的行为，这是必然现象。一方面，成人爱护儿童；另一方面，他们难免认为儿童是对强势地位的威胁。他们知道，衰老终将来临，他们不得不让位于儿童，但他们竭力推迟这一可怕日子的来临。因此，压制年轻人的创造性成为强大的趋势。当然，欣赏年轻人“新鲜眼光”的价值、赏识其创造性的趋势也起到矫正的作用，但这难以抗衡主要的趋势。等到年轻的一代成熟、其创造力迸发时，虽然这些成人可能童心未泯，但他们又背负着社会常规的沉重包袱。虽然他们尽力与这一包袱作斗争，但他们面对着一代年轻人的威胁，压制年轻人的机制再次抬头。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只有那些童年经历非同寻常的人成年后才能够达到很高水平的创造力。这样的童年应该是如何非同寻常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高压的环境使成长中的儿童去反叛长者的传统（许多最伟大的创造型人才是所谓的问题少年）；二是没有环境压力，强制顺从的高压之手轻轻地落在儿童的肩头。如果儿童因创造性（其本质毕竟是反叛）而受到惩罚，成年后他就可能努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如果他的创造性得到重奖，那么无论成年后遭到多大的压力，他都不会失去创造力了。两种异常的童年经历都对成人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但有第二种经历的儿童成年后的创造行为受到的压制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大多数儿童的经历比较均衡，他们因创造性得到的奖惩比较适中；长大以后，他们的人格就具有中等程度的创造性，中等程度的顺应性。他们将成为比较老成的成年人。他们往往会成为读报人，而不是成为新闻人物。对童心未泯的成人，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欢迎其提供急需的新奇信息，又免不了心怀嫉妒。这种创造型人才既有人赞誉，也有人谴责，这使他们感到困惑，怀疑自己是否被社会接受了。

在鼓励创造精神方面，现代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完全摆脱压制创造的冲动，任重而道远。聪明的青年学生被师长视为威胁，这难以避免，老师们要有很好的自制力才能够克服这样的态度。教育体制的设计本来易于他们自制，但主导者的长者天性又使之难以自制。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自制的能力业已使人惊叹。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不太一样。在大多数中学里，老师凌驾于学生的态度是强势的、直接表达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是如此。老师用自己比较丰富的经验去压制学生比较强的创造力。他的脑子大概比学生的脑子僵化，为了掩盖他的弱点，老师就灌输大量需要的“刚性”事实。没有师生的争辩，只有单向的灌输。（情况在好转，而且有例外，但总体上依然如故。）

大学的情况为之一变。需要传授的“事实”更多，但它们并不那么“刚性”。学生拷问并评估这些事实最终提出自己的创建，这已在情理之中。但在大学和中学这两个阶段，始终有一股潜流，这股潜流和鼓励思想拓展没有关系，和部落身份的灌输倒息息相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必须看看比较简单的部落社会的情况。

在许多文化里，儿童到青春期时必须要接受给人印象深刻的成人礼。他们被带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过集体生活。他们要经受磨难，常常受到折磨甚至伤害。他们要行生殖器的割礼，其他的磨难有刀割、火烧、鞭抽、蚂蚁叮咬，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包括部落的秘密。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被当作部落社会的成人了。

这些部落仪式和现代教育的仪式有何关系？明白其关系之前，重要的是先问：这些似乎伤害人的活动有何价值？首先，它们把成长中的儿童和父母隔离开来。此前，儿童痛苦时可以跑到父母跟前。行成人礼时，他们生平第一次忍受痛苦和恐惧，不能向父母求助。（成人礼由部落长者主持，严格保密，其他人不能看。）这有助于摧毁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心，使他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向部落。此时，他分享部落的秘密，同时被赋予部落的身份，这就强化了忠诚部落的机制。其次，部落教育的情感体验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我们不可能忘记创伤经验比如车祸的细节，同理，行过成年礼的人至死不会忘记那可怕仪式向他灌输的秘密。在一定意义上，成年礼有意识地灌输创伤性教育。再次，成年礼绝对清晰地告诉他，虽然他将要进入长者的行列，但他扮演的角色是顺从的角色。长者驾驭他的强大力量也栩栩如生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现代的大中学校不大会用蚂蚁叮学生，但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教育制度和以前部落的成年礼显然有相似之处。首先，孩子离开父母，交给超级部落的长者即老师，由老师灌输超级部落的“秘密”。在许多文化里，学生穿校服，使之有别于他人，并加强学生对学校的忠诚。可能会鼓励他们接受一些仪式比如唱校歌。这里不会留下部落成年礼的磨难和伤痕。（日耳曼人决斗留下伤疤的习俗并没有推广开来。）然而，直到不久前，不那么严重的体罚还是长期流传，至少在一些学校里老师还在打学生屁股。像部落成年礼的割礼一样，打屁股始终含有性的味道，不可能和炫耀地位的性行为分离开来。

在老师不体罚学生的学校里，高年级的学生有可能接过“部落长者”的角色，折磨新生。“考验”的形式各地不同。比如，一所学校的新生必须要“吃草”，老生把一捆又一捆的草贴身塞到新生的衣服底下。另一所学校的新生要“吃石头”，就是要趴在石头上，让老生打屁股。有的学校搞“夹道欢迎”，新生在走廊里通过，老生排在两边用脚踢。再一所学校要“打夯”，老生抓住新生的手脚抛起来在地上砸，年龄多大就夯几次。另一种习俗是，新生穿校服的第一天，老生要在他们的身上拧几下，穿几件衣服就拧几次。在有些学校，迎新的折磨更加复杂，几乎到了部落成年礼那样的规模。即使今天，偶尔还可以看到这种迎新礼害死人的报道。

和原始的部落情况有异，在学校受到欺负的孩子本来是可以向父母抱怨的，现代超级部落里并没有阻止他告发的机制，但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因为那会使告发的孩子受到羞辱。许多家长压根就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遭受的折磨。让孩子与家庭疏远的习俗仍然以神奇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这些非正式的“进校礼”还保留在一些学校里。但近来，由于舆论的压力和老师思想的变化，公开打学生屁股的体罚已经消失。然而，公开的体罚固然正在消亡，思想上的折磨总是有替代办法的。现代教育体制始终贯穿着一种有力而威严的“超级部落成年礼”。“考试”一词就给人启示。考试在典型仪式的高压气氛中进行，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切断，没有任何外来帮助。正如部落仪式一样，谁也帮不上忙。他们必须要独自接受考验。在其他任何时候，解答问题时，他们都可以查阅参考书，讨论难题；但令人惧怕的考试是个人必须经历的仪式，翻阅参考书、交头接耳都是不允许的。

考试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各种考试都挤在几天里或几周里，其“考验”就有增无减。这些措施的总体效果是造成相当大的精神痛苦，又使人想起原始部落成年礼的气氛。

大学层次的最后考试结束以后，学生“经受了考验”，成了超级部落成年社会的特殊成员。他们穿上精心设计的学位服，参加颁发学位证的仪式；而师长的服饰甚至更庄重，更富有戏剧性。

大学阶段一般是三年，从“成年礼”来看，时间相当长。有人觉得太长。远离父母的帮助，脱离家庭舒适的环境，考试的磨难又迫近，几个因素加起来的压力太大，常常使刚成年的学生受不了。在英国大学里，大约20%的本科生三年期间总有一些时候要向心理医生求助。有人受不了压力，自杀频频发生，大学生的自杀率比同龄组的非大学生高出3—6倍。牛津和剑桥的自杀率甚至高出7—10倍。

显然，我们描绘的教育“考验”无助于鼓励和拓展童年时代的玩耍、发明和创造的天性。和原始部落的成年礼一样，现代教育的“考验”的作用是灌输超级部落的身份。这种考验发挥着黏合剂的重要作用，创造才能的开发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现代教育“考验”的另一个借口是，它们能够确保学生吸收当今时代海量的知识，舍此别无他途。诚然，今天的成人必须要掌握详细的知识和特殊的技能，然后才能自信地说有一定的创造性。而且，考试能防止作弊。再者，教育者还声称，必须要有意识地让学生感觉到压力，以考验其耐力和后劲。此外，成人生活的挑战构成很大的压力，如果学生在教育制度的考验中被压垮了，那正好说明，他大概不能承受毕业以后的压力。这些说法看似有理，但你还是感觉到，在教育仪式化程序的沉重践踏下，创造潜能可能会被压成齑粉。当然不可否认：当下的教育制度比以前的教育方法前进了一大步，经受了考验的学生在探索中获得了大量的营养。在今天的超级部落里，成功的童心未泯的成人比过去多。尽管如此，许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令人压抑的气氛，人们从情感上抵制激进的创新观念。强势者鼓励小修小补的发明，即旧主题的新变异形式，但他们抵制产生新主题的重大革新。

试举一例，我们长期不断试图改进历史悠久的汽车引擎。到21世纪，汽车和引擎像马和马车一样过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性大，但这不是完全的定论；之所以如此，那完全是因为，目前汽车工业里最优秀的人才都忙于小的发明，他们对现存引擎性能做无足轻重的改进，而不是寻求崭新的东西。

成人探索行为里短视的倾向是一个标尺，可以用来衡量平安社会里的不安全感。也许，进一步深入原子时代以后，我们可能达到超级部落安全感的高峰，也可能跌入超级部落恐惧感的深渊；或许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探索、发明和创造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加吧。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近来，世界各国大学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足以为证。改进后的教育体制非常有效，许多学生不准备全盘接受师长的权威，而是抱怀疑的态度了。对此，社会没有思想准备，学生的挑战使人吃惊。结果，大群的学生吵吵嚷嚷抗议时，社会感到震怒，教育当局感到恐惧。忘恩负义啊！出了什么事？

如果我们不顾情面实话实说，答案不难找到：问题就出在教育当局正式灌输的思想之中。面对动乱时，他们必须要反思，那令人不舒服的后果是他们自作自受。这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他们对学生说：“独立思考，多动脑筋，积极参与，努力创新。”接着，他们又自相矛盾地说：“按我们的要求做，用我们的方式做，尤其重要的是遵守我们的规则。”

即使对昏聩的权威，道理也一望而知：学生越服从第一条告诫，就越忽视第二条告诫。遗憾的是，对不符合胃口的东西，人类动物很善于熟视无睹——正是这样的闭目塞听造成目前的许多困境。

当局号召学生更动脑筋更富创造性时，没有料到学生的回应竟然这样声势浩大，更没有料到会很快失控。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鼓励学生的东西得到了强大的生物学本性的支持。他们错误地以为，才智和创新的责任感并不是年轻人大脑的固有属性，实际上，这些品格一直隐藏在大脑中，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旧派的教育制度竭力压制这些创新的品格，要求学生规规矩矩地服从长者制定的规章制度。他们把僵化的教条强加于学生，要求学生鹦鹉学舌、死记硬背，而创造力只能被迫孤军奋战，只能在特别聪明、孤立的个体身上冒出来。然而，创造力冲破罗网后，其价值则不容置疑，且最终产生当局如今积极鼓励的运动。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运动时，他们发现，发明和创造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超级部落当局钳制社会秩序，这样的冲动深深扎根，使他们反对昔日曾经支持的趋势。当局更加顽固地坚守阵地，按照旧模式塑造社会；创造力是他们释放的，但他们塑造的模式又必然会抵制新的发明浪潮。于是，冲突就必然发生。

试验的情绪高涨时，当局最初的反应是宽容，觉得好玩。年轻一代攻击艺术、文学、音乐、娱乐和风俗，越来越大胆，于是当局采取谨慎的态度，与年轻人保持距离。然而，等到这一趋势进入更具威胁性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时，他们再也不能宽容了。

各自独立、思想偏激的学生聚众闹事时，当局匆忙转向最原始的反应形式——镇压。青年知识分子得到的不再是长者在他们头上的拍打，而是挨警棍。不久，社会精心培育的活跃的人才遭受的就不再是压力，而是脑震荡了。

当局的教训显而易见：如果你不希望人们享受创新自由，你就不给他们这样的自由。年轻人不是愚蠢而懒散的动物，无须驱赶就会创造。他们本质上是喜欢创新的，外表上似乎慵懒，那是因为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当局对其创造力的回答是：持异见的学生要把精力放在积极的革新上，而不是消极的捣乱上。反过来可以说，这两种机制紧密联系，然而一旦受阻，积极的创新就可能退化为消极的捣乱了。

解决问题的秘诀在于，社会环境既要首先鼓励创新，又要能够尽量容纳创新。超级部落的规模在稳定地膨胀，人类动物园随之越来越拥挤，形势迫使人精心而富于想象力地规划。尤为重要者，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市政规划师要更加深刻地洞察人类的生物学需要，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越仔细研究当前的局势，我们就越是发现，情况令人震惊。好心的改革家和组织者忙忙碌碌，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从未怀疑其工作的价值所在。毕竟，谁能否认提供更多住宅、汽车、医院、学校和食品的价值呢？即使他们提供的商品有一点千篇一律，那也是无奈之举。人口增长太快，时间和空间有限，不可能做得更好。困难在于，一方面是那么多新建的学校爆满，那么多人决心以创新精神改变局势；另一方面，新的发展趋势又使惊人的革新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在日益膨胀、高度分割的单调一致中，新的发展必然偏爱琐细的办法，去解决寻求刺激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人类动物园就可能越来越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园，囚禁的动物在笼子里痉挛、踱步。

有些科幻作家持悲观态度。在他们的笔下，未来个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单调一致、令人窒息，新的发展仿佛使进一步的发明停滞不前。人人都穿颜色单调的制服，自动化主宰环境。即使有新的发明，其功能也是收紧禁锢人脑的桎梏。

可以说，他们描绘的情景反映了想象力的贫乏，不过，其背后还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夸大自己今天觉察到的情况。他们回应的是无情的增长，即所谓的“规划者的囚笼”。麻烦在于，医疗、卫生、居住条件和食品生产可以把越来越多的人塞进拥挤的空间里，而且还颇有效率，但社会的创新人才越来越步入歧途，偏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他们优先注重的发明是增加重复性的平庸的发明。高效的同质性优先，给人启示的多样性就位居其次了。

一位有叛逆精神的规划师说得好，两幢建筑之间的直行道可能是效率最高（且最廉价）的通道，但从满足人的需要来看，却未必是最佳的通道。人这种动物需要生活的空间领地，领地要有自己的特征：令人惊喜的、奇异的视觉刺激以及路标和建筑的个性。没有特色的领地毫无意义。整齐对称的几何图形大概有助于支撑房顶，有助于大型预制件拼装的房屋，但如果把这样的模式用于风景设计的层次，那就违反了人的天性。为何在蜿蜒幽深的乡村便道上徜徉会其乐无穷呢？为何孩子们不喜欢在整齐干净、无毒无菌、几何图形的操场上玩耍，宁愿到垃圾堆或废墟上玩耍呢？其道理就在这里。

目前建筑设计的趋势是极度简化，这一趋势很容易失控，并且容易被当作缺乏想象力的借口。除非与其他更复杂的表达比较，最大限度的审美表达才是令人激动的表达。然而，当其成为景观一霸时，后果就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人类动物园设计师的鼓动下，现代建筑设计奔向这一严重后果的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排排互相抄袭、千篇一律的高层公寓在许多城市里拔地而起，以应对膨胀中的超级部落人口的需求。他们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但结果常常是制造新的超级贫民窟。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高层公寓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它们给人进步的错觉，造就傲慢的态度，扼杀了真正进步的机会。

更加明智的人类动物园在努力清除旧的猴笼。这些动物园的负责人看到人类动物的遭遇，他们意识到，墙上贴瓷片、改善下水道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面对雨后春笋般暴涨的人口，许多人类动物园的负责人缺乏远见。他们试验密集排列、千篇一律的住宅区，对这种后果的评估正在少年犯罪法庭和精神治疗的诊所里进行。对一些住宅区，精神治疗医师的建议是，进住高层公寓前，租户先请教心理医生，让医生评估，他们是否能够承受这种“美好新生活”的考验。

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警告规划师，向其揭示他们犯下的严重错误。然而，至今尚无迹象表明，他们在聆听这样的警告。面对自己规划的缺点时，他们的回答是别无选择；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住宅。然而，别的选择是必须要找到的。都市建筑群的性质，必须要从头至尾重新审查。人类动物园里受到惊扰的公民必须要重获社会身份那种“村落型社区”的感觉。从空中俯瞰，真正的村落像有机的丛林，而不像计算尺画出来的几何图形。许多规划师孜孜以求的恰好是忽视这样的性质。他们不懂人类领地行为的基本需求。住宅和街道不是用来看着好玩的，不应该是僵死的碎片，而是要让人在其中活动。我们在领地上移动时，建筑环境的冲击应该是一秒一景、一分一景、一步一景，其模式应该随着每一条视线而发生微妙的变化。拐一道弯、开一扇门时，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和刚才的空间一模一样的景观。然而，这正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景：建筑设计师站在制图板跟前，就像轰炸机机师寻找目标投弹一样，而不是把自己想象成在地面上移动的客体，他们不到自己设计的环境里去走走瞧瞧。

当然，重复单调、整齐划一的问题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动物园的环境日益复杂，强化社会组织的危险日益上升。组织者竭力把人的行为塞进越来越僵化的框架里，其他的趋势则与之相反。如上所见，年轻人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年纪稍长者越来越富裕；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冒险、激情和试验。如果现代世界不允许这样的趋势，明天超级部落的人就会以抗争来改变这个世界。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有余，有精力去探索抗争，而且有办法去抗争。如果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规划师设计的囚笼，他们就会在囚笼里暴动。如果环境不允许创造发明，他们就会粉碎这个环境去重新建设。这是我们的社会面对的最大困境之一，摆脱这个困境是我们令人生畏的重大任务。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毕竟是动物，既有独特的弱点，也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把自己视为白纸，可以书写任何东西，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来到世上时，就带着一套基本的指令——如果忽视或违背这套指令，我们就会使自己误入险境。

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其他超级部落领袖是称职的社会数学家，这还不够。迹象表明，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拥挤。所以他们还必须是优秀的生物学家。这是因为：在他们控制的黑压压一片的电线、电缆、塑料制品、钢筋水泥、砖头、金属和玻璃堆中，栖息着一种动物即人类动物，他是原始部落的猎人，乔装打扮成文明开化的超级部落公民，正在苦苦挣扎，试图使自己古老的遗传特征与超常的新环境协调一致。如果有机会，他还能想办法把人类动物园改造为宏伟的人类游乐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人类动物园就可能演变成一所庞大的疯人院，就像19世纪拥挤、可怕的动物园一样。

对我们20世纪的超级部落人而言，展望未来颇为有趣。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不仅是有趣的事情，等到他们成年以后承担把握时局的责任时，人类面临的问题无疑将是生死攸关的严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