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益（中国驻印军新一军50师士兵）

上初中以后，我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那时候父亲在怀远做政府中的一个小职员，母亲就留在家中照料一家老小。因为孩子多（11个），收入又仅靠父亲一人，日子过得很困难。我排行老三，不想增添家里的负担。读完初中后，就留在了成都自己想法讨生活。

跳舞，是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地的民军招待所俱乐部，是我同好友邓叔峰、韩眼镜、王包包（王建明）最常去的活动场地。但喜欢跳舞，并不就意味着我们不明白自己祖国的处境。虽然我们都还年轻，却对“国难当头”这四个字理解得刻骨铭心。日本的飞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警报声听得我心惊肉跳，时不时做梦都还看见大轰炸时满是死人的盐市口，很多学校已在疏散中连开课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还热衷于跳舞，除了的确喜欢之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民军招待所时常聚着许多美国军人。他们穿着军便服，高大、帅气。特别是美国的空军，有时还自己带去乐队。他们热情、开朗，看到我们都很友好地打招呼。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在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每当看到美国空军飞行夹克背上那行“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救护”的黑色汉字时，我都莫名地躁动着，我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中国将军孙立人

1944年11月，一天上午，早饭后的体操训练已经开始了。教官正为大家做着示范动作。连长孙上尉（北京人）忽然跑来宣布训练暂停，并立马开始整队。迅速整队完毕不久，孙立人将军身着黄色将官军服由两三个人陪着走了过来，军帽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映着阳光闪闪发亮。走到队伍上首，立定之后，他威严地扫视四方。“今天，我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军法是不容情的，违法乱纪必受处理！昨天，我最亲近的副官被人发现在华侨家中留宿。他跟了我很多年，但是，不管是谁违反了军纪就是死罪！我宣布：将其正法！”

操场上鸦雀无声，两个机枪手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出来。那是个年轻小伙子，衣衫不整的军便服皱皱巴巴的，耷拉着脑袋，帽子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很是狼狈。但他却没有求饶。

枪声响过之后，孙立人将军站立良久，低下头用一张叠好的白手帕擦着额头。好一会儿，他才猛地抬起头来：“你们要好好服从军纪，不管是华侨还是印缅的百姓，军人应该对妇女和儿童好生爱护！绝不允许有侮辱妇女、欺压百姓的事情出现！重者枪毙，轻者关禁闭！如是再三的开除军籍，不许再参军！”

几十年过去了，那段话我从不曾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孙将军刚正不阿的形象留在了我心里。

美国护士

教导团的训练是十分艰苦的，我累出了病，被送进密支那总医院。入院的第二天，一位美国护士拿了本名册逐人进行核对。我一看见有美国护士进来，忙侧身将脸朝向里边。脚步声渐渐地离我近了，听见有人小声地用英文念到：“147！”随后就有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我一下。我刷地红了脸，突地坐了起来，眼睛只敢向下盯着毛毯。“你叫What（什么）？”我抬起头匆匆瞟了她一眼又赶紧低下来，然后小声说：“我叫陈礼。”（我参军时用的名字）“我叫珍妮，西雅图，西雅图。”她特别地强调了“西雅图”三个字。“西雅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词。直到这时，觉察出她的友好，我才敢大胆地抬起头正视她。她有1米80左右，20岁上下的样子，微笑着显得很亲切。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就推着车来发药了。一看到药我就头痛欲裂，不肯吃。巡视病房的时候，她看见药没动过，便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拿起药做了一个吃的动作，然后皱着眉头又摇头又摆手说：“苦，不好吃！”她笑了笑，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拿了些白糖过来，笑着说：“甜，糖，sugar！”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我感触颇深。出国前那阵，我们从成都走路到新津。40多里路走了一夜，到了新津机场累得根本没有力气，横七竖八地倒在跑道边就睡也没人管。而那天，我们的早饭仅仅只是一些含有泥沙的硬干饭和炒得干瘪瘪没有一点油气的豆芽。没人管你吃不吃，吃没吃饱。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向珍妮要一些平时不常吃到的东西。比如：鲜牛奶。她总是微笑着，并在给我东西的同时教我怎样念这东西的英文名字。

出院的时候，她还送我一张照片和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面美国国旗，下方用娟秀的英文写着她的名字和通讯地址。

美国教官

医院真的是我的福地。我不仅在那里认识了珍妮，居然还遇到了老同学江天一。在他的帮助下我调到50师的汽车修理排。班长兼教官是一个叫做马丁的芝加哥白人，20多岁。和我印象中的老美不一样，他是矮胖矮胖的，给人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我第一次到师部报到的时候，他就歪着头、挤着眼对我说：“How are you？”

他教我们开车，但一点也没有当老师的架子和傲气。通常是和大伙儿一起先用四个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弄好后他才纵身跳上车，对着那节课的授课对象直挥手，“Here！”“Here！”他的中文很蹩脚，授课时都是连比带划、手脚并用。左脚踩下马达，指着点火器对我说：“点火，点火，OK？！”右脚踏着油门：“加油！”……就这样学了一个多星期。上路之前，马丁指着排挡说：“排挡！”边说边用胖乎乎的右手抓住排挡，那时他穿着美军的军便服，腆着啤酒肚，笑起来很有点弥勒佛的味道。将排挡换到二挡后接着说道：“换挡，嘎嘎，No！”随后把食指放在唇边：“嘘——，OK！”大家听的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急得满头大汗，船形帽都快掉下来了。最后还是老兵文遂生（成都人）连猜带蒙地估计他是想告诉我们，换挡没有声音的学员可以上路了！我一听我可以上路了，高兴得欢呼起来。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既高兴又紧张。马丁却和往常一样跟我亲热地打过招呼就钻进了一辆吉普车。不同的是今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那是一个大晴天，上午9点左右，正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却觉着冷。马丁在一旁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打气。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0几米的弹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我完全傻眼了。马丁看我没动静，就在我耳边大声喊：“刹车！刹车！”我这才意识到该怎么做，赶紧刹车！车停下来后，我发现自己的脚还在抖。这时擦了一把汗的马丁却对我说：“好，好，good！”事后，马丁为自己会说一两个中文名词而得意。我又把他那句一成不变的“How are you！”给简化成“你好！”教给他，他说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在他的细心教导下，我的车技进步很快，相处的气氛却一直没变，还是和乐融融的。

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我被调去给潘玉恩师长开车为止，临行前他送了一件我一直赞不绝口的飞行夹克给我留做纪念。

美国将军史迪威

在给潘师长当司机期间，我有幸见过史迪威将军几面。军营里时常有人提起这位美国的中将。有人说他是很有大将风范的；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特别的将军。文遂生以前告诉我，他的战友曾在路上见到过这位战地的最高统领。他带着两三个人坐在一辆很旧的吉普里，穿着普普通通的美军军便服，戴着船形帽，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将军的标记。

1945年的元月，我送潘师长到西堡参加会议。操场上聚着100多人，史迪威将军还是一身罗斯福呢的军便服。我远远看着，他瘦瘦的，船形帽外露着些许白发，但人是笔挺的，很威严，也很慈祥。只讲了二三十分钟他就宣布散会了。

还有一次在孟拱，小型的高层会议结束后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我心急火燎地在车上等着潘师长。“问你们的家人好！”一个声音传入我耳中，仔细一看，是史迪威将军！他亲自送几位将军和军、师长出会场，并一一同他们握手，还拍着孙将军的肩膀同他聊着等汽车。

1945年9月10日，我随潘玉恩的车队沿史迪威公路回国。1947年10月，我不愿打内战，从宝鸡回到家乡，从此远离了军旅生活。

（陈永益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