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打开了粮仓

粮价暴涨，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受市民抢购和一些粮食贩子趁机囤积的影响，许多地方销尽库存，开始出现脱销。

谁都明白，粮食脱销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脱销，惟独粮食不行。

1994年1月，国家直接安排140个火车专列，首批运送了70万吨粮食。陕西、山东、安徽、北京等许多省市也都陆续抛售地方储备粮。

稳定粮食价格就是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各省市的头头们坐不住了。

江西省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粮食价格迅速攀升，萍乡市、鹰潭市、九江市等地粮食供应吃紧。为此，江西省从主产区迅速调运了15万吨大米供应赣州、萍乡市等非粮食主产区。南昌市以每日投入30万公斤新晚米供应市民。省长出面告诉江西人民，1993年江西粮食可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现有的仓库装得满满的，库存原粮700万吨，可供应全省人民吃30个月，以此打消人民的顾虑。

安徽省从1993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后，粮食市场一直风平浪静。10月份，由于外省缺粮地区到安徽大批购粮使粮食价格看涨，全省城市普遍上涨30%，引起城乡居民的关注。12月6日安徽省一位副省长在电话会上向全省宣布：近日内将向市场抛售1.2亿公斤的粮食并控制粮价，保护群众利益。12月20日，全省粮食市场价格趋降。

南京市拿出1000万公斤的粮食和250万公斤的食油，供应市场。常州市对粮油市场实行最高限价，同时市粮食局发拨给每个粮店1万公斤大米，1440公斤食油，以保障市场供应。

一时间，在全国的铁路上，我们看到一列列粮食专列呼啸而去，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粮食车队飞驰而来——幸好，我们仓里有谷，我们手里有粮！

城市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

1992年11月1日，中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维持了40年的统购统销历史宣告结束。

象征城市居民“特权的购粮本”，一夜之间便成了废物，被大多数人扔进了垃圾桶。

粮食市场依然风平浪静，因为大多数人对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放开，似乎是早有心理准备——什么都放开了，粮食还能例外？

偏偏什么都能放，惟有粮食却不能随便放。仅仅是几个月之后，粮价骤然上涨，并且愈涨愈快，涨得老百姓心慌，涨得政府措手不及。

当然，这不单纯是粮食经营放开的过错，但我们对市场了解不够，准备不充分，却要负一定的责任。

面对暴涨的粮价，国家大量抛售粮食，并实行最高限价，虽平稳了市场，但大多数城市居民心里仍不踏实：这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市民们突然想起了那本废止了的粮本。解放后几十年坎坎坷坷，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困难没有遇到过？但我们感到踏实，因为我们有一本粮本。不用担心粮食短缺，也无需考虑粮食的价格。

粮本伴随中国人平平安安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刚丢掉，就出了问题，粮本可否再度出山呢？

1993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首先报道：《湖南新晃：众盼粮本出山》。新晃侗族自治县于1992年5月完全放开粮食，当时价格为每公斤1.10元。意料之中的混乱和惶恐并未如约而至，甩掉粮本的居民与甩掉包袱的政府一同吁了一口长长的气——粮市无战事。可谁能料到，沉寂一年多后，粮价波动了，并且一涨不回头。人们慌了：还是粮本好。

长沙有位市民也坦然地说：“粮本子好哇，有了它，心里踏实”。

全国各地都有恢复粮本的要求，尤其是一般市民，呼声最高。作为政府部门，恢复粮本对于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也有一定好处。双方的共同心愿，使刚废止不到一年的粮本，又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湖南省的城镇居民又捧上了粮本。幸好，才废止一年，粮食部门轻车熟路，很快摸清了人口底子，逐一核发了粮册。每个城镇居民凭粮本每个月可购买10公斤大米，价格限定，早籼标一米为每公斤1.56元，晚籼标一米为1.96元，比市场价分别低0.6至0.7元。

江西省重新启用粮本后，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大米12.5公斤，其价格是早籼米每公斤1.4元、晚籼米1.6元。

到1994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恢复了计划供应制度，城镇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又开始每月拿个米袋到国有粮店去买分配的大米了。

平心而论，靠国家补贴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在目前这种财政状况下，我们又不能不如此。在各地恢复粮本的情况下，基本上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市场。

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对于粮价暴涨风潮，中国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措施，一是抛售专项储备粮保证市场供应；二是实行最高限价，抑制粮价暴涨；三是恢复计划供应制度，对城镇居民实行定量定价供应。

措施是得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人们担心的是：按住的皮球会不会反弹？

北京粮价已趋于平稳，但它是由政府制定限价，600多人日夜巡查监督强制压下的。

广东粮价有所回落，但它是大量抛售专储粮才控制的。

湖南粮价基本稳定，但它是以重新恢复计划供应为基础的。

那么，中国的粮价还会不会反弹呢？

我们认为，关键是看粮食供求关系和流通政策。如果我们继续忽视粮食生产，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使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量，加上国家不能有效的掌握粮源，控制粮食流通，粮价继续上涨，则并非不可能。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的粮源。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基于以上因素，国务委员陈俊生宣布，国家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波动。他强调，我国目前的国家专项储备粮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储备也有一定的数量，目前粮食库存充裕。国家完全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大的波动。

但是，粮价问题，仍将是中国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提高粮食价格，保证粮食效益；一方面，广大城市居民又迫切希望稳定粮食市场，控制粮食价格。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为难了中国政府：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左不是，右为难！

中国的粮价长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并且与粮食的商品价值明显不符，这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粮价上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一种长久压抑后的反弹性质。但是，粮价暴涨却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不仅使城镇居民难以承受，而且粮价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上涨，最终又将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粮食涨价的好处，将被通货膨胀所抵消。

因此，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指出，汲取粮价猛涨的教训，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粮食机制，核心是要有合理的粮食价格。这个价格应当是既能够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广大城市居民又可以承受的价格。

一场粮食涨价风波平息了，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一笔沉重的学费。但愿我们能从中学到一点什么，领悟到一点什么。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中国人不能不关心粮食，不能不敏感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