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即将破晓。一个疲惫至极的身影，悄然赶到湘潭城南八总大仙桥河边，他环视一下寂静的四周，然后走到一个破旧的宅院前，轻轻叩了叩门：“得云哥，得云哥！”

郭得云的耳朵很机灵，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彭得华的声音。他立即开了门，把得华拉进后堂屋的小楼上，低声问：“出了什么事？”

得华便将自己遇难的经过叙说了一遍。郭得云听了，回头告诉自己的父亲郭三老倌：“这事可不要让外人晓得！”

三老倌默默地点了点头。郭得云接着问：“你在哪里吃的饭？”

“我的天！将近200里路了。”郭得云吐了吐舌头，转身从屋角拿起鱼网说：“你先吃点剩饭。我去江里打几条鱼来。”

将近9点钟，郭得云端着一大碗香气扑鼻的鱼肉上楼来。三老信呢，早已端来了洗脸水和热腾腾的米饭。看来，也只有叫醒在稻草上酣睡的彭得华了。

这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一般。饭后，郭得云问他会不会有人来找，他说过两天李灿和张荣生很可能来，而黄公略的行动容易引人注意。郭得云点了点头，告诉父亲：那李灿是高个，学生出身；张荣生是小个，裁缝出身。除了他俩来找，对别人可不要说得华在这里。三老倌也点点头，说：“他俩来过的，我都认识。”

郭得云又问他打算到哪里去，他说想去广东。得云沉吟半晌，才说：去广东人生地不熟，还不如留在湖南，看样子时局很快会变。这话，不是没根据的。当时中国活跃着三股政治力量：其一，是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南、北军阀，各派各系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其二，

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年（即1921年）5月，他已经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努力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其三，是同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亿万劳苦大众乃至中华民族的利益，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发展着壮大着。

那么，你留在湖南还愁没有用武之地？

郭得云说：“先留在我这里吧，等李灿和张荣生来了再商量。”

事已至此，得华也只得住下来。随后，便是等待李灿和张荣生，可是一连三天也不见他俩的影子。

为了得华的安全，郭得云就将他领到城外菜园的小草房里住下了。草房的主人是郭得云的姐姐，她眼睛瞎了，人却又和善又干净。她有个不满17岁的儿子，名叫李桂生，很老实忠厚的。

桂生上街买菜。他舅舅郭得云从城里借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和一些报纸。他们让彭得华在此隐居下来，有饭吃有书看，有心思琢磨那些文治武功、救国救民的道理。

到了第四天，从长沙驶来一艘小火轮。船上下来一人，找到郭得云家。一看，果然是李灿。

李灿一见到彭得华，就说：“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的？”得华问。

李灿说：“除了老班长这里，你没有更可靠的地方可去。”对于杀恶霸欧盛钦的事，李灿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可是，我们第二师司令部只批了“存案”，既没有向下转发也没有追究。

李灿当时是第二师司令部的文书，他的消息不会错的。

得华听了，心里也就坦然了一些。谈到以后的去向，他紧锁双眉重重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真是找不到好的出路了，早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大志，可怎么实现呢？他心里真是苦恼极了。

李灿也是半晌不语，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一堆大洋。这些钱，有他带来的10元，还有营长周磐让他送来的20元。路费有了，可是到底上哪儿？回家去吧，时机显然还不合适。去广东吧，也只能找那个在粤军中当官的鲁广厚了。前途未卜，险象环生，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怎么办？李灿说，还是约黄公略和张荣生一块来商量一下吧。

说罢，李灿便匆匆去赶午后的小火轮，回长沙去了。过了十来天，黄公略、李灿和张荣生悄然赶到郭得云家。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几个好朋友的手紧握在一起，自然别有一番激动和欣喜。李桂生也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了，兴冲冲从街上买来了鲜鱼、猪肉和米酒。

午饭后，彭得华说：“咱们弟兄在这里相聚不容易，要商议一下大事才好。”几个人听了，都说好。

得华又说：“看来，打抱不平不管用，杀几个土豪恶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救国救民，非得有好办法和大行动不可。”

郭得云年长几岁，见识也多一些，他提议建立一个有力的团体，实行一个远大的主张。

得华说，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救贫会，但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章程。

黄公略呢，听到这里便兴奋起来，说劫富济贫、救国救民，就得有明确的行动准则和奋斗目标，说一定得发动农民起来与土豪劣绅斗争，分了那些龟孙子的房产和土地，又说还必须赶走洋鬼子，否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没有希望。他越说越激动，两只紧握着的拳头也不由得颤抖起来。

彭得华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黄石讲得有理。对于救贫会章程，我想了几天，大致上有这么几条 ”他的话刚讲完，大家就热烈讨论起来。

这个救贫会章程，最后被归纳为：

第一，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二，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第三，发展实业，救济贫民；

第四，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到第二条的时候，黄公略就兴奋得忍不住跳起来，叫道：“嘿，这才是救国救民的纲领！”

大家决定：这个章程，由张荣生回到部队秘密传达，认真征求所有救贫会员的意见，然后在下一次救贫会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时候的救贫会只有九个人。他们是：彭得华、黄公略、李灿、王绍南、张荣生、魏本荣、席洪全、李力、祝昌松。可以说，组织成员寥若晨星，然而他们的心中却装着偌大的一个中华民族。

至此，彭得华在湘军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戎马生涯。六年的风风雨雨， 奔奔波波，几番出生入死，虎口脱险，终于使他懂得当一个易华式的英雄并不足取，即使要实现杀富济贫的理想在旧军队中也不可能，不谋求新的出路 就无从救国救民了。然而，身处于乱世，又怎能看清新的出路呢？

后来，他曾在自己的《庐山笔记》中这样写道：“1916年到1921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五年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而我处于被严格封锁的军营中生活，像海洋上的孤舟，隔离了与国际、国内革命思想的联系，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抱着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

那种寻求真正出路的苦恼，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他苦苦寻觅着。这寻觅的足迹从乌石山开始，跌跌撞撞地徘徊在湘军的营垒里，延续在杀富济贫的义举和组织救贫会的行动上，继而奔上这前程渺 茫的逃亡之路。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章程。这章程，实在是用许多血的教训换取的，是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过，正如他后来自述的：“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没有这个时期打下的思想基础，又怎能有后来的平江起义呢？

讨论完这个救贫会的章程，大家就要分手了。

彭得华说，他打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德怀，因为湖南省督军署已经发出通缉令，他原来的名字不好再用了。

至此，他与黄公略、李灿、张荣生一一握别，又十分郑重地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发展救贫会，让自己人抓紧枪杆子。我去广东不为别的，也是为了去抓枪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行咱们的章程，才能干成救国救民的大事啊！”

一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这一伙热血青年，就这样怀着同一个夙愿投入新的斗争之中。

时值大寒，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