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懋功之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看到了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看到了一方面军人、枪不如四方面军的事实，看到了自己因兵肥马壮而拥有的身份。

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信心倍增，他觉得他有资格向中央提出组织问题。

7月1日，张国焘致电朱、周、毛、王、洛甫，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顿时，北上、南下战略方针之争转变成了一场权力之争。

7月6日，张国焘向正在四方面军中慰问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第一次透露了他“组织问题”的要求，“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赤裸裸地提出了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的要挟，扬言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伸手要权，要求改组军委的野心，激起了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义愤。相比之下，毛泽东却要宽宏大量得多：“我们在北上的原则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但是张国焘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愿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怕周恩来受委屈，争着要由自己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

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把总政委一职送给张国焘。

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如此决策不甚理解，连张国焘也觉得战争时期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要比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含金量高得多。他春风得意，以为占了便宜。后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另立“中央”，毛泽东将伪中央、分裂主义的帽子给他戴上之后，人们才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此举所包含着的韬略。

尽管这样，在“组织问题”上，中央对张国焘是作出了重大让步的。

7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分别为朱德、张国焘。

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拥有了红军的统率权。但我们不要忘了，红军还有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那就是“党指挥枪”，张国焘只要一天不能控制政治局，他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指挥了红军。

在政治局，张国焘对自己的处境是心知肚明的：“势单力孤”。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行进至毛儿盖时，张国焘突然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应张国焘的要求，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又召开了“沙窝会议”。

会上，张国焘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9人名单，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目标是将他们增补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有8个委员，任弼时不在，实际在岗的政治局委员是7人，张国焘一下就提出增补9人。目的就是改组政治局，控制政治局，使他的势力在政治局中形成多数，同老资格的毛泽东作斗争，进而修正中央“北进”计划。

一、四方面军会师一个多月来，毛泽东为了红军的内部团结，一直极力地避免着与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在身边的人都无法忍受张国焘趾高气扬的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极度的忍让。但“9人方案”抛出来后，毛泽东气愤地谴责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即使这样，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说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张国焘作了让步。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此外在四方面军工作的还有一些同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突出强调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