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一片神奇、美丽、富饶的黑土地。

因为它的美丽和富饶，自1643年沙俄入侵黑龙江之后的几百年，这片黑土地就不断受到列强的侵扰，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更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为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加快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驱逐日寇对中国的侵略，1945年8月初，150万苏联红军攻入了东北。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国民党蒋介石为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国支持下加紧向东北解放区占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在东北自然是寸土必争。

时值东西方对抗伊始，苏联与美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把中国的东北当成了对抗的前哨阵地。为此，三国四方在这块黑土地上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较量，以至最终酿成了辽沈决战。

1945年，百万苏军出兵东北

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这是苏、美、英三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包括8次首脑全体会议、4次工作午餐或晚餐、多次外长会议。

时针指向1945年2月5日下午4时15分。

雅尔塔的沙皇宫殿在晚霞的照射下显得分外美丽。海水、山色，还有云朵、彩霞，这时已经融为一体了，来这里的人们都禁不住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时的利瓦吉亚宫确实显得太漂亮了，以至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想在退休之后，用个人的名义把它买下来。”斯大林笑着回答说：“不谈这个问题。”可惜，罗斯福在退休之前就去世了。

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除了千岛群岛外，斯大林还要求日本归还它从沙俄手中夺走的其他权利。这些要求基本上符合开罗会议精神，所以，罗斯福也就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什么是开罗会议精神？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美纳饭店举行的会议。

为了利于战后中美合作，蒋介石向罗斯福声明，他准备把旅顺交给中美两国共同使用。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其中提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也无扩张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把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在宣言发表的头一天，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他完全同意《开罗宣言》和它的全部内容，并且声称满洲（东北）应当归还中国。

1943年底，美军在亚太地区同日军作战快两年了。美国人深感势单力薄，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打败日本。所以，美国迫切希望苏联出兵。

这年秋天，在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前夕，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俄国在粉碎德国后如能投入对日作战，这对美英两国以最小的损失，更快、更彻底地击溃日本有重要的意义，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10月30日，即莫斯科外长会议闭幕的当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与会代表。宴会上，斯大林委托赫尔秘密转告罗斯福说：“在盟国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斯大林并没有提到出兵的交换条件。

1944年12月14日，罗斯福让哈里曼与斯大林商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此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再含蓄了，而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拿出一张地图，他的手从地图上指向东方，对美国大使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此外，斯大林还想得到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并希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牺牲了中国的利益，这就自然不能拿到桌面上讨论了。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进行了秘密商谈。

一开始，罗斯福就表现出非常诚恳的态度。由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作战中付出了很大伤亡，所以，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出兵。他对斯大林说，日本现在还有陆军400多万人，海军有120万人，6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飞机3000架；美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有160多万人，英军有60多万，有飞机6000架，军舰600多艘。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盟军的损失会很大。

斯大林握着烟斗，静静地听罗斯福倾述。他赞同罗斯福的话，“我们可以订一个出兵的时间表，我看打败了德国，再有3个月的准备，苏联就可以出兵远东。”

同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对日参战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继续说：“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听了斯大林的话，罗斯福显得很高兴。他对斯大林说：“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会充分考虑的。”罗斯福打算接受对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领土要求。至于中国东北，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蒋介石愿意使旅顺和大连成为自由港。

斯大林将烟斗送到嘴里，很惬意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会议期间，我们三国应该就上述条件达成书面协议。”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1945年2月10日，莫洛托夫将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草案递给了哈里曼。当天，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举行会晤。对草案作了一些改动，成为协定的正式文本。商谈中，斯大林强调，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

作为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没有参加协定的制定，斯大林和罗斯福也没有同他商量。直到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上签字时，他才看到文本。

《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

（2）由于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以恢复，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

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协定》的达成，最终促成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苏联红军的作战目标是日本关东军，斯大林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战争中丢失的侵华权利。美英两国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却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却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议。《雅尔塔协定》签订1个月后，即3月12日，蒋介石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那里得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建议。读了大使的电报后，蒋介石简直难以相信，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中国真的在雅尔塔被出卖了。”但是，蒋介石并不了解协定的具体内容。

1945年7月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国波茨坦讨论战后问题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距离德国首都柏林30英里的小城波茨坦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是三大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所以称之为“终点”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对日作战问题。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东西。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里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

8月6日，美国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迫使日本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实。

然而，就在日本还在犹豫，希望苏联给予调停之际，斯大林于8月7日下午4时30分，签署了苏联红军于9日0时对日本关东军实施进攻的命令，使得日本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此时的日本军力如何呢？从1944年底开始，日本军部的强硬派便着手实施“本土决战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军部将在日本本土集结53个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坦克师团、7个独立坦克旅团、4个高射炮师团，总兵力达225万陆军和130多万海军。

在中国的东北，早在1931年，关东军就开始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14年间，关东军用刺刀逼着上百万中国劳工为其修筑了大量工事。

1933年，日本参谋本部作战科长铃木率道一行到东北察看了中苏边界线，决定在此布置三条防线：第一条防线为军事工事和军用通道；第二条防线为军事基地和特别通道；第三条防线为日本开拓团防线和移民道路。关东军还把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划为“北边地区”，作为一个大的军事基地。

为了修筑防御工事，日军抓来了大批中国劳工，用刺刀逼着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修筑工事。劳工病死后，尸体就被扔到山谷里，有的还没死也被扔了。为了保密，劳工们修好工事后，日军就将他们残忍地杀害。1944年，关东军强迫劳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修筑工事，完工后，日军将5000多名劳工全部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修建7项工程，关东军秘密杀死的劳工就达3万人之多。

14年来，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界修建了17个筑垒地域，总长达1000多公里，有8000多个永备工事。黑龙江沿岸是关东军的重点防御地带，这里的工事十分坚固。在这一带，关东军修筑了5个防御区。这些筑垒地域，有的地方正面宽达20到100公里，纵深达30到40公里。炮兵工事内的火炮全部是240至410毫米口径，工事顶层厚达十多米。在筑垒地域有410多个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仓库、20个地下发电站、70多个通信枢纽、90多个地下给水库，以及大量暗道、防坦克障碍物，形成了一条宽40多公里、用以对付苏军的防御地带。

在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关东军修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位于虎头一带的防御筑垒地域，宽达100多公里，纵深40多公里。其中，永久性的火力点有222个，土木火力点190个，钢筋混凝土碉堡有25个，炮兵阵地有60多个。密山县筑垒地域位于兴凯湖边界北侧，工事分布在兴凯湖伸向东北腹地和横亘于中苏边界与穆棱河之间的山脊上。筑垒地域全长75公里，有5个抵抗枢纽组成，仅永久性火力点就达420个，还有127个钢筋混凝土掩体。珲春筑垒地域的火力点多达760个，炮兵阵地106个。绥芬河筑垒地域，正面宽达40多公里，纵深30多公里。

在东部的滨海地区，关东军共修筑了8个筑垒地域。在纵深150多公里的范围内，布置了3道防线。其中有4个筑垒地域设在北朝鲜，1个在库页岛。此外，关东军还在锦州、长春、吉林和四平等城市修建了防御阵地。

关东军在东北修建了20个空军基地、133处机场、200多个起降场、400个机场点，可容纳6000多架飞机。关东军还修建了150多座医院，拥有7.5万个床位，容纳55至60个师团的兵营，可供180至200个师团使用的粮食、弹药和燃料。

交通方面，关东军修建了长达13700多公里的铁路和22000多公里的公路。其中，通向中苏边界的铁路一昼夜可以发送90多列火车，可运送两个师团的兵力。

不过，关东军修筑的这些工事主要是用来进攻苏联的，其弱点在于工事太多，且紧靠国境，作为进攻时部队出击的掩体，而纵深防御工事显得很少。苏联红军一旦突破覆盖在外层的硬壳，就可以长驱直入软腹部。况且，这些工事的分布也不尽合理，主要集中在中苏边界的东部和北部。广大的西部地区，即中蒙边界工事却很少。关东军认为该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苏军不会从那里发起进攻。可是，事实证明关东军的判断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后来，苏军恰恰把这个地区当做主攻方向，结果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关东军司令部

到1945年8月，关东军可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连同北朝鲜的驻军在内，共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90多万人，加上“满洲国”和内蒙古的15万多伪军，兵力达到120万人。

然而，此时的关东军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军之花”了。自日美开战之后，大批关东军被调往南方，先后共调走了13个师团。1945年年初，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至此，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差不多全部调走了。曾经在“九一八”事变中担任急先锋的第二师团被调到西南太平洋，结果在那里受到美军的重创。还有第一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在雷伊泰岛被盟军全歼。到苏联红军发动进攻时，关东军资格最老的师团要算第一○九师团，它也不过是一年前才编制成的。其余的师团都是当年组成的，而且还有许多老少兵和预备役人员。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当时称新京。下辖第一、第三方面军，独立第四军，第二航空队和驻北朝鲜的第三十四军。为了对付苏联红军，关东军司令部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

第一方面军位于牡丹江，所以又称东满方面军，司令官为喜多城一大将。下辖第三军（司令官为白神中将）、第五军（司令官为清水中将）和方面军预备队，共10个步兵师团和1个步兵旅团，24万多人。兵力沿着苏联滨海地区国境线展开，主要布防于牡丹江、穆棱、敦化、图们、汪清、饶河、延吉、吉林等地，重点防卫区域是哈尔滨、珲春和牡丹江以东的吉林地区。

第三方面军位于奉天（沈阳），又称西满方面军，司令官为后宫淳大将。下辖第三十军（司令官为矢田中将）、第四十四军（司令官为本乡中将）和方面军预备队，共8个步兵师团、3个独立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20多万人。兵力配置在长春、洮南和沈阳，有两个师团分布在蒙古西部边界，该方面军是关东军预备队，其职责是担任东北西部防务。

独立第四军位于齐齐哈尔，又称北满方面军，司令官为植村中将。辖3个步兵师团、4个独立步兵旅团，10万多人。兵力配置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满洲里、海拉尔和瑷珲（现已改写为爱辉），其职责是担负东北北部和西部的防务。独立第四军受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并得到关东军第二航空兵的协同作战。

关东军把对苏作战的第一、第二阶段战场放在中国东北，集中了90多万人的兵力。将第三阶段的作战放在北朝鲜，第十七方面军位于汉城，下辖第八军，共4个师团。

第三十四军位于北朝鲜的咸兴，负责朝鲜北部的防务。另有第五方面军，辖3个师团、1个独立旅团和1个独立步兵团，布置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此外，在张家口、绥远还有4至6个步兵师团的兵力可以配合关东军作战。

苏军先遣部队到达哈尔滨车站

在武器数量和配置上，关东军远远比不上苏联红军。由于“本土决战”需要，关东军的大批武器被运走。到苏联红军发动进攻时，关东军可使用的坦克只有160辆、飞机155架。

同苏联红军相比，关东军的武器在质量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关东军的坦克都是一些中型和轻型坦克，重量只有15吨左右，装配47毫米炮一门，甲板厚度为20至50毫米。

苏军的坦克多半是重型坦克，T34型坦克重量达32吨，是关东军的一倍多。装配85毫米炮一门，装甲厚度为35至70毫米。KB型坦克重达46吨，装配85毫米炮一门，装甲厚度为70至105毫米。NC2型坦克更厉害，装配了122毫米的重炮。

对于苏军的坦克，关东军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关东军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进攻！”苏联梅列茨科夫元帅毫不含糊地命令道。

8月9日0时10分，没有信号弹，也没有炮火掩护，别洛鲍罗多夫指挥红旗第一集团军6个师，冒着瓢泼大雨，分7支纵队，前面由坦克开道，沿着兴凯湖，在近80公里宽的密山筑垒地段上，向西和西北两个方向运动。顷刻间，千军万马一下子涌进了莽莽的原始大森林。

同一时间，苏军第五集团军12个步兵师，分成5条突击地带，顶着瓢泼大雨，在65公里宽地域上越过边界线。

第五集团军是远东第一方面军最强的一支部队，作为方面军左翼进攻主力，越过边界以后，向绥芬河方向快速推进。在第五集团军的正面是日军第五军，为阻止苏军的进攻，日军已经组织了几次反击。

第五集团军有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口径都在70毫米以上，还有4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720辆坦克。大炮数量占整个方面军大炮总数的将近一半。

凌晨4时，位于东部边陲的绥芬河，天亮得特别早。夜间炮火漫布的硝烟，到凌晨还没有完全散去。

集团军司令员克雷洛夫将军正在掩体里观察日军的筑垒地域，集团军进攻受阻，是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这些筑垒就像一颗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集团军前进的道路上，要想打开通道，必须实施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筑垒地域。

“开始吧，”克雷洛夫对炮兵司令员格拉西莫夫中将说：“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等着瞧吧，德国人早已领教过我们的厉害，现在也该让日本人尝一尝。”格拉西莫夫显得很自豪。

顷刻间，3500门大炮一起怒吼，一发发炮弹曳着长长的火光，向日军筑垒地域飞去。炮弹在日军工事中爆炸，掀起一股股浓烟，日军的筑垒地域笼罩着一片火海。

一阵炮击之后，筑垒地域的日军大炮开始拼命还击。

几分钟后，苏军400多架轰炸机飞临筑垒上空，对准日军工事就一阵猛烈轰炸。第一轮轰炸后，又接着进行第二轮轰炸。苏军先后出动1600多架次飞机，对日军筑垒地域实施了4轮地毯式轰炸。

日军筑垒地域，堆积了十多米厚的土层，被苏军的大炮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削去了好几米。炮击还没有完全停下来，步兵开始出击了。

次日上午，第五集团军终于攻占了日军大型道路枢纽和强大筑垒要地——绥芬河。

8月9日凌晨，在中蒙边境。苏联和蒙古军队分三路出击：一路向南直扑海拉尔；一路从外蒙古向东进攻索伦；另一路是骑兵部队，通过戈壁后向南进攻。

9日清晨4时30分，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革命军的60多万大军，越过中蒙边境。达尼洛夫将军指挥第十七集团军从尤哥孜尔庙向赤峰突击，攻打关东军第四十四军左翼。柳德尼科夫将军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从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击关东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左翼，卢钦斯基将军指挥第三十六集团军从达乌里亚经海拉尔直奔齐齐哈尔，突击关东军第四军的中心地域。

苏军在后贝加尔地区集中了2400多辆坦克。让坦克穿越沙漠和大兴安岭，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克拉夫钦柯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是一支功勋卓着的部队，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

这天凌晨，一支内蒙古伪军骑兵正在沙漠上悠闲自在地巡逻。突然，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远处，一股巨大的风暴正向他们席卷而来。伪军骑兵起初以为是沙尘暴，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风暴渐渐变大，沙尘飞扬。原来这是一支庞大的坦克部队，正由西向东奔来。伪军骑兵一看大势不好，转身就往回跑。他们哪是苏军坦克部队的对手，除大部分被消灭外，只有少数人逃走了。

紧接着，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开始从北部戈壁向多伦方向突击。这支骑兵机械化部队由苏军1个坦克旅、1个机械化旅、1个摩托化旅、1个骑兵师、1个近卫火箭炮团、1个防坦克旅和1个工兵营组成，还有乔巴山元帅指挥的蒙古人民军6个骑兵师、1个航空兵师、1个装甲旅、1个坦克团和1个炮兵团组成。他们的正面是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蒙军队10个师的兵力。

苏蒙骑兵越过滚滚的沙漠，穿过坎坷不平的盐碱沼泽，然后奔驰在一望无垠的蒙古大草原上。当天，苏蒙骑兵在消灭了日伪国境守备队后，向多伦方向推进了55公里。先头部队挺进到那仁宝力格，消灭了蒙古德王的骑兵部队和那里的日军步兵。

8月10日，苏蒙骑兵到达宝尔陶苏木以北20公里处。随后，又穿越了一段沙漠地带，于8月11日抵达大兴安岭西麓。

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在越过300多公里的沙漠后，直逼内蒙古商业重镇和军事要塞——多伦。作为军事重地，多伦扼守大兴安岭通往热河与黄河的要道。8月12日，苏蒙骑兵经过激战，夺取了多伦。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作为攻击的第1梯队，在宽15至20多公里的沙漠上越过边界后，开足马力，快速向前推进。他们的任务是直指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沈阳，并攻击日军第四十四军的右翼。在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后面，是苏军第五十三集团军。

8月10日清晨，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所属第七十五坦克旅和第二六七坦克旅已经推进到石头河左岸。

8月13日晚，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向前推进了180公里，前锋直指长春西部重镇——洮南。

8月14日，苏军第二十六军的前锋已逼近牡丹江市。

经苏军一周的打击，日本防守东部边境的第一方面军损失惨重，第五军被苏军分割包围，其密山集团已被消灭。东部的筑垒地域也被苏军突破，牡丹江市完全暴露在苏军面前。

苏联红军向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

8月16日下午，在牡丹江日军第五军司令部里，清水上将呆呆地盯着地图。几年来，他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一夜之间几乎全部被苏军突破了，在牡丹江抵抗苏军的计划已成泡影。

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司令部里，一片狼藉。一群宪兵忙着将大大小小的箱子抬到卡车上，几个日军正在焚烧文件、密电，风一吹，满地都是烟灰。

苏军第二十二师从北面突入牡丹江市区。同时，第三○○师也攻占了牡丹江市东部地区。至下午5时，苏军东西两岸部队在市区会师。

晚上22时，别洛鲍罗多夫兴奋地向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报告：“牡丹江市已经被我们占领。”

至此，红旗第一集团军胜利地打开了通往哈尔滨的道路。

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后，一路所向披靡。面对苏军锐利的“向心攻击”，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变成了“凄惨稻草人”。

8月11日，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大门上的菊花纹章忽然不见了。这天清晨，长春至通化的铁路上，火车往返的频率比往日快了好几倍。苏军越过边界的同时，出动飞机轰炸了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放在新京（长春）看来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山田乙三决定将司令部搬到通化，准备到了那里再同苏军较量。

关东军在撤退时，还忘不了带上臭名昭着的七三一部队，生怕落在苏军手里。接到撤退命令后，七三一部队炸毁了所有营房，残忍地毒死了还活着的囚徒。这些囚徒，多半是被俘的八路军和在诺门坎被俘的苏联红军。在爆炸动物实验大楼时，那些携带疫菌的老鼠窜得到处都是，后来造成了关东地区鼠疫大流行。七三一部队干完这些丧尽天良的坏事后，从哈尔滨撤到朝鲜。日本战败后，堂堂的关东军司令及其下属均成了阶下囚，而血债累累的七三一部队却在石井四郎率领下从朝鲜平安地回到日本。原来石井四郎将细菌试验资料交给了美国人，以此换得了免于追究战犯责任的处分。

此外，关东军司令部还带走了伪满中央银行里的5亿货币，甚至掠去了4吨鸦片，就连大量白金、钻石也洗劫一空。在狼藉不堪的关东军司令部里，陆相阿南惟几于头一天发给关东军的“决战训示”被扔在了地上。

8月14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还在研究日后的作战方针，午后就从“满洲国”通讯社得知，战争似乎要结束了。下午4时，通化关东军司令部接到留守在新京（长春）的第二课原野博起参谋的电话，说东京有重大事情相告，总司令官必须返回新京。于是，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急急忙忙地从通化赶往新京。到新京后，又接到大本营的电报：“明天15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

重要广播究竟指什么，关东军一帮人并不清楚，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夜。8月15日中午12时，房间里的收音机打开了，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官兵们肃立聆听了天皇的玉音广播。也许是太宁静的缘故，以至于眼泪落到地板上都能听得见“啪啪”的响声。下午2时，副参谋长兼第一课课长松村知胜少将奉命前往东京，去探个究竟。夜里9时，松村从东京打来电话，说大本营到现在还没有发出正式停战令。

不过，当天下午，大本营已经给关东军发出了“大陆命”第1381号，要关东军“停止积极进攻行动”。据此，关东军命令空军的飞机不要再起飞，但没有向地面部队发出停止抵抗的命令。

日本既已公布投降诏书，但莫斯科仍然命令它的部队不要停止战斗。斯大林接通了华西列夫斯基的电话，两人商量后，决定继续作战。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在《真理报》上发表如下声明：

1.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军武装部队依然继续抵抗。因此，日本武装部队还没有真正投降。

2.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3.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同日本作战。

被俘的关东军士兵

事到如今，莫斯科倒真的担心起日本投降了。因为苏军进入东北不过一周时间，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还没有拿到手。此时，蒋介石又在请求华盛顿将其军队运往东北，这就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斯大林对美国插手东北事务的担忧。莫斯科自然清楚，停战时的位置就是战后谈判的有力砝码。从战后远东的国际地位考虑，斯大林要想夺回沙皇在东北失去的利益，苏军就必须赶在美军进入东北之前占领各要地。

8月16日，苏军第三十五集团军逼近佳木斯至图们江铁路，截断了关东军独立第四军同牡丹江集团的联系。红旗第一集团军也于当天攻克牡丹江，歼灭关东军4万多人。

8月17日清晨，关东军停止抵抗的广播传到苏军驻地。下午，促使战争的结束，日本天皇向海陆军人发布了敕语：

“朕往日（1941年12月）对美英宣战，历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陆海军人挺身效命，奋勇战斗于瘴疠不毛之原野，炎热狂涛之海洋，朕深嘉之。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几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为壮烈，然为保持维护我国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疠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苦，忍所难忍，而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

随即，皇族们被派往各地劝说军人投降。当天，竹田宫亲王奉命赶到东北传达圣旨，敦促关东军向苏军投降。

下午5时，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的电报，称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

晚上7时，日军飞机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驻地投下两个信筒，内有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有关停战的请求。

当时，日军地面部队并没有放下武器，这些官兵们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拒绝当俘虏。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命令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立即派人赶往牡丹江，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只有当日军开始缴械投降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会停止。”

此后，战斗仍没有停止下来。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恢复了进攻，部队沿中东铁路向西推进，占领了海林镇。

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终于向所属各部下达了投降命令，并通知了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旋即，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各方面军“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

1945年8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图为日军军使打着白旗进入苏军阵地

8月18日以后，关东军有组织地大规模抵抗已经结束。苏军空降部队开始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吉林等中心城市降落，赶在美军之前强占这些地区。在空降兵之后赶到的则是由坦克部队、机械化步兵、自行火炮部队组成的支队。

就在这天，红旗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横道河子。在那里，他们得到通知：关东军投降了。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投降命令还算及时，否则，在苏军强大攻势面前，不知日军还要葬送多少性命。

8月19日下午，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所，同苏军举行会谈。苏军提出了受降程序，并指定了受降时间、地点和行程路线。同时，苏军警告关东军，日军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而且俘虏的伙食起初由日军自行安排，部队连同伙房和存粮全部移交给苏军。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在场，他要求关东军所有部队的投降应在8月20日12时之前结束。

关东军的行动相当快，秦彦三郎刚从苏军指挥部回到新京（长春），日军独立第四集团军司令官村上就将整个东北日军的投降命令、将领名单连同哈尔滨日军守备队的材料送到苏军手里。

从8月19日这天起，关东军开始有组织地向苏军投降。当天拂晓，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飞抵关东军司令部。

当晚，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的太阳旗换上了画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

8月20日，关东军第五军司令官清水带着5名将军来到牡丹江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指挥部，向苏军投降。苏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清水的身材矮小，体态肥胖，蓄着一头的短发。此时的清水，脚穿高筒骑兵靴，就连当了俘虏还不忘佩戴勋章。但清水的表情流露出了满脸沮丧。

日本关东军部队在哈尔滨机场向苏联红军投降

8月20日下午，别洛鲍罗多夫率领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哈尔滨，接受日军第四军的投降。他对翻译说：“我命令明天傍晚前完成解除武装的工作，并把所有的装备和技术兵器送往哈尔滨跑马场。此外，还应立即在部队内建立严格的纪律。”他特意强调：“从明天起，若在城内出现佩带武器的日军官兵，即按战时法予以惩处。”

8月22日，别洛鲍罗多夫指令日军第四军司令上村干男，要其命令全军停止作战行动，向苏军缴械投降，将装备及军队撤出哈尔滨市区，到郊区战俘营集中；停止日本军人在市区的一切单独或结伴行动；向苏军交出仓库、基地及其他军用物资；在行进途中保持军人纪律。

一天之内，关东军第四军及其直属部队，共4.3万人向苏军投降。但是，苏军仍在追剿藏匿于深山老林里的小股日军，这些都是特工队员。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直到9月初才结束。期间，发生了一些相当规模的战斗。那些不肯放下武器的日军，全部被歼。

从关东军开始投降之日起，尽管莫斯科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命令苏军在日军投降的地段上停止战斗，但实际上苏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向预定地域推进。8月22日，苏军到达了他们向往已久的那块神圣土地——旅顺。

苏军自8月9日开始，至战争结束，共打了24天，其中大规模战斗只有11天。据苏方统计，苏军共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59万多人，其中有148名将领；缴获火炮1565门，迫击炮2139门，机枪1.2万挺，坦克600辆，飞机861架。苏军伤亡3.2万人，其中阵亡8000人。苏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及其主要城市。

延安总部的七道命令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一份报告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为了防止美蒋封锁长城一线，割断中国同苏联的联系，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15万到20万人，准备将来开到东北去，背倚苏联。为此，毛泽东建议，七大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应考虑选东北籍的同志。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

8月9日这天，苏军出击中国东北，事先延安并不知道。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周保中、刘亚楼这些在苏军工作的中国同志都没有向延安透露过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出兵东北，这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了，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英勇奋战，眼看就要胜利了。于是，8月9日毛泽东欣然提笔写道：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这几天，还有一个人也一直在忙个不停，那就是总司令朱德。不过，即使再忙，朱德依然是优哉游哉，处理起事情来，显得从容不迫，一派大将风度。

在朱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密电，上面说，蒋介石秘密召见了3位在“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的将领，命令他们会同国民党官员到东北当接受大员。

蒋介石还命令华北、华东和华中的日伪军，如果没有他的指令，不得缴械、整编或并入其他部队。同时，他又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

8月10日。从这天的最后一刻到第二天晚上6时，18个小时之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有关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

8月11日上午8时发布的第二号命令说：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中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一个小时后，朱德又签发了第三号命令：

为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热察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敌伪投降，我命令：

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

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11日12时，朱德发布第六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8月12日。延安得到消息，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在集结，打算将8万蒋介石军队运送到解放区，其中第一批军队是由美军装备和训练的新军。

同一天，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高低不平的黄土高原上，满山遍野都是桃树，熟透了的桃子，沉甸甸地挂满了树枝，白里透红。

现在，有人想摘桃子了，这可是胜利果实，决不能让人轻易拿去。对于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延安八路军总部当然置之不理。

当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两个分局，命令他们：苏联红军不日可占领哈尔滨，外蒙古军队已经南下林西、突泉；我绥远部队务必全力歼灭傅作义之东进部队，晋北、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必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队及苏联红军。

同时，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山东分局的电报，指示万毅（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师长，后来该师脱离国民党军队，受共产党领导）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8月13日，延安中央大礼堂张灯结彩，干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台下的干部们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当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执行其错误命令：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满洲日伪军只能向苏联政府军队投降，中国其他地区的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军队投降。

实际上，这就等于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受降的权利。8年来，共产党的军队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生命，到头来连受降的权利都没有，岂非咄咄怪事！

这天，年过半百的朱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正聚精会神地审阅发给苏、美、英三国的说帖。

这份说帖是中共中央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请他们转给各自的政府。朱德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权按照有关国际文件接受被其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对麦克阿瑟的命令表示抗议。说帖虽然是给苏、美、英三国政府的，但中国共产党主要还是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没有理会。

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让他收回错误的命令。电报说：

我站在中国及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率的军队配合英国、美国、苏联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属各部：第十二、十三、十九军分区迅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冀热辽军区主力一部立即向辽宁、吉林挺进。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让聂荣臻留下来开了一个小会。周恩来连夜起草了一份文件，这是给晋察冀军区的。周恩来说：“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你们应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接到指示后，身在延安的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立即给察蒙骑兵支队发去一份电报。

蒋介石何以确定熊式辉为“东北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要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既有美国的支持，又要条约的规定，接受东北不成问题。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一点统治基础，同时又听说共产党正向东北派兵，要想收回东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北由谁来统管呢？

蒋介石思来想去，有一天，他问李宗仁：“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李宗仁当时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见机行事，便向蒋推荐了黄绍竑。蒋介石听了，只是“哼”了一声，没有采纳。

当时，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想当“东北王”的不乏其人。早在抗战末期，日本尚未投降时，国民党政学系就对东北跃跃欲试了。

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日本一投降，政学系的大将，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代局长，并兼任中央银行董事长的熊式辉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接收东北计划方案”。这可解了蒋介石燃眉之急。

熊式辉，字天翼，号西广，1893年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家境贫寒。1916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奔到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麾下，被委任为第三十四团团副。1921年，经上司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推荐，被广东军政府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3年后，熊式辉从日本学成回国，投奔了广东革命政府。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熊式辉策动北洋军第四师赖世璜起义。第四师起义后，蒋介石把第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任军长，熊式辉任党代表。

北伐军占领长沙后，第十四军奉命进攻赣州，牵制孙传芳的部队。在临川战斗中，该军有一名师长阵亡，赖世璜推荐熊式辉兼任师长，自此，熊式辉掌握了兵权，他对赖世璜感激不尽，改称赖为“恩兄”。然而不久，孙传芳部队大败十四军，北伐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来追查战败责任，他二人互相推诿，各执一词，自此反目成仇。熊式辉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做寓公。

一天，熊式辉听部下告密说，赖世璜在与孙传芳部作战期间，孙传芳曾派人秘密诱劝赖倒戈，并允诺攻占南京后晋升赖为江西督军。此事虽无真凭实据，只是道听途说，熊式辉还是对赖反戈一击，立即报告给白崇禧，并无中生有诬告说赖世璜勾结孙传芳，想暗杀白崇禧。白崇禧与赖世璜本有宿怨，听了熊式辉的密报后，未经审查、核实，就以克扣军饷、贻误战机的莫须有罪名，枪毙了熊式辉的这位“恩兄”。不久，第十四军被缩编为第五师，熊式辉出任师长。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熊式辉探知蒋在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便向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称“总司令既然引退，式辉亦不欲带兵，愿随左右，出国游历”。果然，蒋介石立即复电表示嘉许。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从上海前往南京，熊式辉带领他的部队沿沪宁线一路护送，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被任命为淞沪卫戍司令，后于1931年又委任熊为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视为心腹。

熊式辉当了整整十年的江西省主席，日本侵入江西后，蒋介石把熊式辉调回南京，委任他为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代局长之职，并兼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在南京，熊式辉与张群等人过往甚密，并成为政学系的一员大将。

日本宣布投降后，熊式辉一眼就看中了东北，想把东北纳为自己的地盘。他与国民党政学系头目张群等人多次商议后，决定以中央设计局的名义，成立“东北复员委员会”，由熊式辉带领政学系的要员们去接收东北。该方案分为7个方面的内容：（一）将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改为九省（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二）在东北地区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三）从关内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期驻守东北；（四）对东北原有的伪军、杂牌部队进行收编整训，使其为己所用；（五）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六）对于东北的人事安排，应争取中间派、地方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表面上要涂一层民主、联苏的掩护色彩；（七）同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争取得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支持。

这个方案来的正是时候，蒋介石看了甚为欣喜，连声夸奖熊式辉能主动替领袖分忧，“殊堪奖慰”。

1945年8月31日，正式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张作相、王树翰、内蒙达王等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政学系的张嘉璈担任主任，王家桢、张振鹜等人为委员；以留苏12年的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按照熊式辉的建议，蒋介石正式命令划东北三省为九省，9月5日发布了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任职名单：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翰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大连市市长沈怡。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三条计策

1945年10月12日，雄心勃勃的熊式辉带着东北的接收大员们，乘4架美制C-47运输机来到长春。熊式辉一到长春，便召开东北行营高级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

1945年，蒋经国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赴长春与苏军洽商接收事宜

熊式辉等人打算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重申中国在东北三省之领土完整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的规定，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到达长春后，即大摆宴席，宴请苏联红军驻东北的高级将领。当时，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回国，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出席了宴会。

宴会中，熊式辉向苏方提出，请苏联红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参谋长微笑着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已占领了整个东北，各地都已建立人民政权。苏联红军认为东北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与苏联红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与干涉。熊式辉碰了一鼻子灰。

当蒋经国在一旁提出，派东北宣慰使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请苏军保护时，苏军参谋长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而对去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而且，苏方还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

苏军不予以协助，原定的接收计划无法实施，无奈之下，熊式辉于10月21日匆匆由长春返回重庆，向蒋介石请求对策。

共产党军队在苏军的默许和暗中帮助下大批出关，已使蒋介石异常焦急，再听到熊式辉汇报说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从中阻挠，气得他拍着桌子大骂熊式辉无能。但骂归骂，东北还是要接收的。稍后，蒋介石给熊式辉出了三条计策：

（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把苏联在战利品的名义下，运走的东北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及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交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主权。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速飞往长春，做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三）抽调国民党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蒋介石之所以作出以上决定，一是他认为苏军在东北的做法和要求，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他决定由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把东北情况通知苏联政府，希望苏方能够纠正。二是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有权利接收，因此，他命令国民党部队即刻进入东北，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企图使苏军就范。

蒋介石在重庆亲自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要求苏方为国民党部队在营口、葫芦岛登陆提供安全保证。并且致电东北行营，强调目前第一要务，是要使国军迅速进入东北，否则拖延不决，国军将在东北无立足之地。

熊式辉得了蒋介石的三条计策，于10月26日返回长春，立即饬令东北九省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往长春。蒋经国再度向苏联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蒋经国以中苏条约第七条“苏军进入东北三省后之行政问题，由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为依据，同苏军总部交涉行政接收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地。

蒋介石一面向苏联施加压力，一面又做了另一套方案。当时在东北境内没有缴械的日伪军队各有10余万人，这些部队已向国民党投诚，只待国民党军队前去缴械。蒋介石想利用这20余万日伪军队与中共周旋，他认为中共在东北一两年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日伪军队。

1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上对东北的情况进行分析时说：“统帅部原定派3个军接收东北，后来又加派两个军，一共5个军。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5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最后他鼓励部属要格外奋勉，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1月17日，张嘉璈以东北行营代主任名义把东北的接收大员们召集到一起说：“1个多月来，迭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枝节横生，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现奉熊主任转蒋委员长命令，从今天下午起开始撤退，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在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

张嘉璈最后悲凉地说：“人生有限，国运久长。你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到北平静候指示吧。”

撤退之后，熊式辉在北平对张潜华、莫德惠等东北行营高级党政人员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外交上的一张王牌！”“而且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交雅尔塔协定签字国去讨论、裁决。那时美英等我友邦定会施加压力，不愁斯大林不合作。”

同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发生困难的责任全部推到苏联及中共身上。

蒋介石的这几步棋果然奏效。斯大林并不想得罪美国，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在努力恢复国力，因此，很怕再卷入新的战争。

杜鲁门政府“扶蒋反共”的抉择与援助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上百万嫡系部队滞留在西南、西北地区，而其中最精锐的几十万美械装备部队被摆在中缅、中印边境。蒋介石根本无法向东北迅速出兵。

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窘势是十分了解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杜鲁门奉行“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的美国，很能体谅蒋介石的难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华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1945年8月12日，麦克阿瑟将军即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下令，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其后，面对中国境内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国共内战可能重新爆发的情况，据美国自己宣称，当时面临三种对华可能之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以妥协，以避免内战。

美国政府决不肯采取第一种方案，因为美国“民意”感到这“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第二种方案，美国政府认为很能“吸人心目”，但是，“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在其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任何时期更为强大”，“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能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显然不会认可我们军队在1945年后肩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这迫使美国政府不敢公开“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援助国民党政府，而采用了第三种方案。

为了控制中国，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扶持国民党，使其成为美国在中国的立脚点和反苏、反共的前锋。

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主要是通过延长《租借法》、提供各种贷款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等形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租借法》规定：向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只供战时打击共同敌人之用。战争一结束，根据该法给予盟国的军事援助即应停止。“二战”结束后，美国即停止了向其他盟国运送“租借”物资，而在1945年11月15日，美国则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到1946年7月10日，即中国的全面内战爆发半个月后，美国政府再一次批准将按战时《租借法》援华的有效期推延至10月底（以后又继续推延）。

据美国政府公开承认：“自对日战事胜利以后，中国政府所接受之外援，达到22.54亿美元，其中美国以赠与及贷款方式供给90%，即略逾20亿美元。美国之援助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各占一半。自对日战事胜利后，美援总数占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之50%以上，其中在中国政府预算上所占之比率，实超过战后美国给予任何西欧政府者。除此种赠与及贷款外，美国并赠以大量军用及民用之剩余物资，仅以名义上之价格售予中国政府。价值逾10亿美元之剩余物资仅以2.32亿美元售予中国政府。此外美国曾以军事顾问员协助中国政府，且‘遗弃’并移交相当数量之军用物资予中国，其数量殊难以美元计值。”

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

1946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向国民党派出约2000人的军事顾问团。这些美军顾问几乎遍及国民党军事机关的各个要害部门。国民党的陆、海、空军及联勤各总司令部均设有“美军顾问组”；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及军事院校均派遣美军的首席顾问或顾问；在一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也设立了顾问团的派出机构。

出了钱，派了军事顾问还不够，美国还直接派兵进驻中国，协助国民党军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基地。截至1946年6月，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达9万人。其中有些部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

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以及第七舰队帮助输送到东北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

美国为什么要如此扶持蒋介石，当时看主要是国民党资产阶级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关系，其实主要还是美国霸权利益的需要。

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了与苏联抗衡，也为了称霸世界，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又因为中共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必然要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使中国成为其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基地。否则，就无法阻止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终蒋介石也可能归于失败。

然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并不积极执行国家这一既定方针，自从1944年9月来华后，他就大力推行援蒋内战政策，公开声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赫尔利因此而声名狼藉，不得不于1945年11月27日提出辞职。

赫尔利辞职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华特使。

马歇尔“调停”始末

马歇尔，188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01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至1927年，马歇尔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执行官，代司令官。回国后，历任美国陆军大学教官、美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长、陆军部作战司司长、副参谋长等职。1939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主要军事顾问，1944年底晋升为五星上将。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成功地调度了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协调各军兵种以及同盟国的军队共同作战；曾随同美国总统出席过同盟国首脑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国际会议，表现了卓越的组织和谈判才能。马歇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了如指掌，具有强烈的反苏意识，被认为“作风民主”、“秉公办事”，是担任美国驻华特使的最佳人选。

1945年底，美国政府任命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为总统特使 。

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做好将国军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

马歇尔的飞机于1945年12月20日飞抵上海。他的老部下、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将他安排在上海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下榻。到达房间休息片刻后，马歇尔拿出总统指示信给魏德迈说：“请你看一下这个，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魏德迈看完信后直率地说：“马歇尔将军，这您永远办不到，它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马歇尔带着惊愕的神情问道。

“国民党执掌着这里的一切权力，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而共产党则决心夺取这里的一切权力。把他们撮合到一起根本没门儿……我非常诚恳地告诉您，您到这里来执行的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魏德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马歇尔听后十分生气，厉声喝道：“魏德迈，我要让它行得通，而且，你一定要帮助我去完成使命！”

在魏德迈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听到马歇尔这样讲话，他只得小心翼翼地说：“我尽力帮助您，随时听您的吩咐。”

马歇尔在二次大战中克服了无数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次也是志在必得，没想到魏德迈在他到达的当天就泼冷水，他感到无法容忍。然而，更不幸的是，后来的结果恰恰被魏德迈言中了。

蒋介石对马歇尔来华是欢迎的。虽然国民党军在东北连连得手，但当时国民党军进攻中共解放区的部署还没有完成，如果拒绝马歇尔来华，可能会引起美国的不快，加之如果调停不成功，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也是欢迎的。但同时也制定了明确的对美政策：“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决抵抗。”

12月21日，马歇尔飞抵南京。当晚，蒋介石在小红山别墅接见了他。在会谈中蒋介石说：“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的统一，而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是中国统一的根本途径。”接着提出：“国军目前的策略是首先占领华北，只要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促使中共妥协。另外还要看能否调动更多的军队，这一点正是要与特使协商的。”

马歇尔听后坦率地声明，实现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与美国的对华援助是联系在一起的，除非采取明确的行动，给人以和平解决的希望，否则，美国人民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在华北的军事存在也不会长久。

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些美国军队，一些地区马上会被共军占领。他感到这位特使咄咄逼人，遂将话题转到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等问题上，把共产党的策略说成是苏联指使的结果，还把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接收的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说成是“苏军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他想利用苏美矛盾的逐渐激化，把中共和苏联联系起来，使这位具有浓重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在调停中倾向于他。蒋介石的话加重了马歇尔对苏联和中共关系的疑虑。

第二天，马歇尔飞抵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准备和中共代表会晤。周恩来到机场友好地迎接了他。马歇尔对周恩来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有资格也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因此美国政府才派他到中国来。最后指出：“中国必须寻找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局面——那意味着存在两个政府、两个国家。中国应该只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

周恩来明白马歇尔的意思：其一，让中共接受美国调解；其二，强调中国统一的关键是统一军队。于是，周恩来提出在“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接受美国的调解。接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首先是立即无条件停战，其次是政府必须民主化。目前的一党政府是存在两支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共的原则立场是先建立民主政府，然后军队国家化。

马歇尔知道，作为调解人，必须做出公正的姿态，他说：“周将军所说的，正是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的。”

在马歇尔的不断努力下，12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恢复谈判。对于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双方所属部队就地停战的要求，国民党未作正面答复，反而提出要恢复交通。国共双方和马歇尔都明白，如果不能保证双方军队驻于原地，恢复交通必然被优势的一方用于运输军队和物资，为向另一方进攻做准备。为解决这一问题，马歇尔综合双方的意见，提出一份备忘录：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除东北外，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的地位，马歇尔又分别会晤蒋介石和周恩来，主张无条件停战。

马歇尔认为，国军在华北的进攻不仅无法恢复交通，而且无力抽兵进入东北，是不符合美国战略意图的。因此，他拒绝为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冻结美国控制的华北各港口，拒绝蒋要求的立即商谈整编军队的建议。这一下就切中了要害，蒋介石只好从命。

经过反复磋商，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问题。

1946年1月10日下午3时，国共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怡园举行，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等4份文件。马歇尔作为美国政府代表，也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

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规定停战令于1月13日晚12时发放。随后，国共两党各向所属的部队发布了停战命令。此后，关内的战火一度基本平息下来。同一天，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中国大地上又露出了和平的曙光。

蒋介石同意停战，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就在停战令发布的前3天，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密电：

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召开，停战令将在10日公布，13日生效。命你部迅即抢占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如有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其尚有未缴械地区，应速令该地驻军施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关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颁布停战令的报道接到密令后，国民党各战区加紧行动。

尽管1月10日下达了停战令，但蒋介石自恃东北的军事发展形势对其有利，故不愿将东北的战事停止下来。在停战协议公布的同时，他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反而在“接收主权”的掩护下，大肆向东北增兵。

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调集海军第七舰队所有的运输舰，从上海、广东、越南陆续运送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运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继续扩大东北内战。

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式上，蒋介石作出了关于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的4项诺言。在1月31日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5项决议。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保证，对各项方案，政府必然十分尊重。

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但毛泽东毕竟与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对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作风是很了解的。

伴随着苏军从1946年3月11日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逐步回撤，国共双方的冲突加剧了。

国民党当局掀起反苏浪潮后，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限制民主联军的行动。中共东北局抓住这个机会，从西满地区调黄克诚第三师主力迅速北上，由法库赶往四平。苏军在3月13日撤出四平，黄克诚就指挥他的两个旅及辽西军区保一旅，在17日半夜突然攻进四平城里。国民党辽北省长刘翰东带着4000保安队，还没打就当了俘虏。

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已日益强大，民主联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苏军撤走后，民主联军控制了东北90%的地区，国民党军的武力接收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方是为了和而战，一方是为了战而和，和与战之间，双方的实力在消长变化之中。马歇尔感到东北问题已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他认为，蒋介石对东北用兵，反而会使东北的局势对蒋不利。如果把东北问题也列入调处的范围，问题或许有些转机。

马歇尔再度同蒋介石交涉。这一次，蒋介石终于松口了，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但必须以5个条件加以限制。这5个条件是：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问题。

二、小组应伴随政府部队，避免出入苏军占领地。

三、小组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调处。小组应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指挥官及司令部。

四、国民党军受权在东北重建主权。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两侧30公里的狭长地带，实行单独管辖。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撤离国民党军为重建主权而必须占领的地区，包括煤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准开进苏军撤离地区实行占领。

蒋介石提出这5项条件，是想在谈判桌上获得从东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3月10日，马歇尔与周恩来的会谈时，转述了蒋介石这5项条件。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认为这5项条件的实质是国民党军队可以接受一切地区，要中共军队从任何地方撤出。周恩来提出了中共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是：

一、外交与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

二、军事和政治平等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5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

马歇尔担心国共为此事僵持不下，只得表示，此事以后再协商。

根据杜鲁门的要求，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

回国之后，马歇尔把时间都花在和政府官员商谈关于贷款给中国的问题，以及用船只和剩余物资援助中国等事项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只有靠中国复兴和经济状况的一般改善，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才能巩固，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苏共首先支持的是国民党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斯大林支持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1945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斯大林会同意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确信，苏联是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政府的。这种看法直到苏联与中国签订了支持国民政府的条约才开始改变。

对于国共两党问题，斯大林也准备参照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以中共加入国民政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实现中国的统一，达到他自己说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的目的。

正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收复失地时，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通过苏军延安情报组转来一封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如果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电报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主意。

接到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生气，愤懑不平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说：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

当天，毛泽东还给山东、平原、冀鲁豫和晋察冀4个分局发了电报，说：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军队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了李运昌率领3个团进入辽宁、冀东、冀察各有一部进入热河外，中央还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冀鲁豫调1个团、冀中调1个团，共4个团（每个团不少于1500人），并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干部由万毅率领开赴东北。山东两个团在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同冀中和冀鲁豫两个团，开到热河边境待命。这4个团的任务是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同国民党争夺东北。

此外，毛泽东还准备从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延安配备1个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北，同国民党一争高低。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发来电报，要他到重庆去谈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极大不快。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不许他革命。

11年后，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斯大林更多地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1945年他坚持主张同蒋介石讲和，特别是那时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的名义发来的密电，坚持要他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反对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可能会进行挑衅。但是，他不得不去，因为斯大林坚持要这么做。

其后，毛泽东在同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又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在最紧要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解散了，他还下命令，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与蒋介石讲和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一封电报，内容与前一封电报差不多。斯大林告诉延安，莫斯科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你们要采取和平态度，以积蓄力量，所以，毛泽东应该到重庆去谈判。

其实，这两封电报是斯大林应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发出的。斯大林还向毛泽东保证，他在重庆的安全由莫斯科和华盛顿负责。

21日以后，中共中央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接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一项新指示，决定取消8月20日确定的上海等地起义计划，指示说道：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维护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

斯大林发来的两封电报，大大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以致共产党无法判明苏军占领区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控制热、察两省，因为这两个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所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要他们抽调大批干部，由武装护送，到红军占领区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即使在苏联红军占领的城市，也应派干部去。如果苏联红军许可武装部队进入，我应派部队进驻。万一苏联红军有所顾虑，就应同他们很好地商量，并在苏联红军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明了苏联不允许共产党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并受苏中条约的限制，不适合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果援助我们，美国就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新的世界大战。他举例说，这就像在欧洲，苏联只能帮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插手希腊，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共产党，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组织，前者有权，后者无权。所以，我们要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告诉大家，苏联还是真心援助共产党的。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不能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毛泽东相信，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毛泽东相信，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去东北工作。“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不过，“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

毛泽东离开延安，刘少奇担起了进军东北的重任

1945年8月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时局和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应邀谈判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说：“我是否出去？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最后作出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刘少奇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中央局发出电报通知：在毛泽东赴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就在这一天，简陋的延安机场降下了一架美式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器宇轩昂的外国人和一位戎装笔挺的中国人。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军张治中上将。他们是专程来迎接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

毛泽东就要走了。他把刘少奇请来，仔细地交代着方方面面的工作。两个人交谈了整整一天。

8月28日，刘少奇、朱德和上千干部群众，来到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飞机徐徐驶离跑道，冲向蓝天。刘少奇仰望天空，目送毛泽东南行而去，深感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进入有利战略态势，真可谓日理万机。

刘少奇到了他一生中又一个最紧张繁忙的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一件件大事。

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东北。东北三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丢给了日本人，国民党军队跑得精光。蒋介石现在又想重新控制东北，却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几年在那里有了相当的基础，在东北和华北的接合部还建立有冀热辽根据地，可便于八路军出关。东北地域辽阔，工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一旦建成巩固的解放区，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斗争中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地位。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这一点。日本投降后，他也在抓住各种机会，利用中央政府的合法名义和同苏联订有条约的有利条件，在美国支援下加紧向东北空运部队，行政、军事、外交三管齐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东北。

这是战略部署的争夺，时间的比赛，就看谁调度、开动得快！

8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曾陆续抽调延安两个团、由原东北军万毅部组成的滨海支队、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以及冀中、冀鲁豫各1团，先后往东北开进。但由于交通不便，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联军队碍于中苏条约是否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尚不清楚，所以直到毛泽东赴重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奉命开往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还在路途中。

毛泽东走后，刘少奇立即加紧调集部队和组织人员开赴东北。8月28日，他对从延安出发去东北的干部讲话说：上东北的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进入东北，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9月7日，他指示中共华中局，要他们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9月11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

当时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政委张启龙，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伍晋南等一批干部，中共中央原准备派他们南下去新四军第五师和广东工作，现在也掉转方向，改派去东北，即日起程。

延安突然飞来一架苏联专机

1945年9月14日，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落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部队贝鲁罗索夫中校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下旬曾克林带领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奉命开进东北，9月6日进驻沈阳，组成了由曾克林任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司令部。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又是第一次接管大城市，孤军深入，缺乏经验，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可偏偏他们的电台功率低，在出关后便不管用了，怎么摆弄也同延安联络不上。

正在犯难之际，他们获悉苏联红军派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罗翁季·雅科夫列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也想派代表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谈问题。冀热辽军区前委便决定曾克林搭乘苏军代表的飞机去延安，当面向中共中央请示。就这样，曾克林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一起飞到了延安。

据曾克林回忆，飞机从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多伦加油，在那里，他受到苏军的热情接待，并在苏军帐篷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达延安。

师哲回忆说：“9月15日上午，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一位上校卫斯别夫（贝鲁罗索夫中校）、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谢季赫梅诺夫）。”

从师哲的回忆来看，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苏军要派人到延安来。“这位苏军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秘感。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的情况，也没有通信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

伍修权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是苏联飞机。”

到机场迎接的是杨尚昆和伍修权。当天下午，彭真将他们带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巧得很，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研究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曾克林的到来，对“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走进窑洞里，曾克林见到了好几位中央首长，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任弼时、张闻天。中央正在讨论向北发展的问题，急需了解东北的情况，曾克林的到来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为了争取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但对东北的情况不太了解。现在，东北的同志来了，就请他谈谈那里的情况。于是，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从山海关到沈阳的经过。

接下来，刘少奇讲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他说，东北是个战略要地，背靠苏联，那里交通方便，工业发达。我们的军队进去了，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晚上，政治局继续开会。偌大的窑洞，被几盏马灯照得通明。刘少奇强调，目前我党在东北的任务，就是坚决争取这一地区，在东北发展我们党的力量，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因此，取得东北，就成了“决定性的一环”。

贝鲁罗索夫同中央领导的谈话内容已无详细记载，但总体上还是有所反映。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苏方对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的正式意见：接红军大本营最高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队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必须按特别规定的时间；在苏联红军撤退之前，蒋介石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不能进入东北。未经苏方许可而进入东北的蒋介石军队已被解除了武装。共产党的军队不应在东北公开活动，已经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共产党军队，请朱德总司令下命令让他们退出苏军已占领的地区。

看来，贝鲁罗索夫所说的同曾克林反映的情况差不多。曾克林也反应说，苏联人要他们退出长春、沈阳等大城市。不过，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还算相当客气的，至少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朱德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同意共产党军队从较大的城市里撤出。同时，朱德也向苏方提出一项请求，希望苏军把热河和辽西交给中共。

已经进入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的八路军怎样撤出来呢？当时采取了极其灵活的策略，即公开地撤出来，再秘密地回去。大部分军队留在沈阳，小部分撤向农村。

在延安期间，贝鲁罗索夫还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谈话。贝鲁罗索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同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甚至暗中对化名的共产党军队给予帮助。他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方提出，希望延安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就近协商苏军与中共军队的行动。贝鲁罗索夫告诉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在东北不能提“自治区”，也不能说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因为这样会给华盛顿和重庆以口实，从而使莫斯科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一波三折

在苏军进入东北的最初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对中共持两面态度。在公开场合下，斯大林冠冕堂皇地宣传，苏军在东北没有同中共军队接触，我也不准备同他们接触，相反，蒋介石可以派军队到东北来。但在秘密场合下，斯大林又是一种态度，中共军队不是喜欢农村吗，那你们还是到农村去吧，我们不反对。

1945年8月底，最早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中坐者）与苏军在山海关外会面

但是，总的看，当时斯大林对中共八路军的态度还是暧昧的。据曾克林介绍，关东军在东北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苏军对八路军使用这些武器睁一眼闭一眼。十六军分区在山海关以日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沈阳，曾克林率部看管的仓库里有“枪支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先进的武器，所以“个个兴奋不已”，乘机打开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另还有一个好消息：1945年9月16日，苏蒙机械化军队代表克尼德涅夫将军通知八路军晋绥军区，要他们转告延安总部，因受苏中条约限制，苏军不能越出东北三省，他们必须退出察绥地区，八路军应该尽快来接收。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国同苏联和外蒙古之间的联系，免得将来蒋介石军队占领这些地区后切断了双方的关系。这位将军希望八路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如果需要的话，苏军可以提供武器。万一将来八路军不能抵抗蒋介石军队的进攻，还可以撤到中蒙边界，甚至可以撤到外蒙古境内。

到1945年9月中旬，莫斯科在东北的决策开始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倾斜。促使斯大林转变态度的原因是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美国人的此举显然同斯大林把东北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相冲突。所以，斯大林不惜打破苏中条约的限制，利用中共同美国抗衡。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突然告知蒋介石政府，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0月下旬从东北撤军，将于12月1日撤完。苏联政府已派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商谈苏军撤退和国民政府接管东北事宜，苏军代表将于10月10日至15日之间同中国代表在长春会晤。

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事情，这就是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秦皇岛登陆。而且，莫斯科还得知，美军军舰将运送蒋介石部队于10月10日前后在大连登陆。这一消息着实让斯大林吃惊不小。眼看美国人距东北只有一步之遥了，于是，莫斯科立即作出反应，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决定延缓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并支持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扩展，以阻止美蒋在东北立足。

为了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苏军于10月4日告知东北局，他们打算把存放在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吉林等地的日军武器交给中共军队，可以武装几十万人。

东北局领导听后大为振奋，立即报告了中央，说苏军“前门已开”，已许诺交给我们步枪3万枝、机枪100挺、大炮15门，他们确信，这个决定来自“远方”（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的称呼），所以建议中央：“立即从各区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他们认为牺牲其他地方是值得的。

由于受中苏条约限制，美军无法进入东北。但是，9月底，美军军舰已在渤海游弋。而且，莫斯科得知美军舰已将国民党军队运送至大连登陆。苏联人显然不能容忍美国的做法，于是，10月7日，莫斯科一纸公文送到了蒋介石那里，提醒他：美军舰进入大连港，违反了苏中同盟条约有关大连港为自由港、任何兵舰不得进港的规定。几经交涉，莫斯科最终同意国民党军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但苏军事先又将这两个港口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并且，苏联人还警告蒋介石，如果国民党军队在这两处登陆，苏军将不能保证其安全。

随后，美舰驶入大连海域，美舰司令上岸与苏军交涉，请求登陆，但遭到苏军拒绝。美舰只好掉头南下，驶往秦皇岛，将国民党第十三军送到那里。不久，美军又将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运往秦皇岛。不久，杜聿明率领部队从秦皇岛起程，向营口、葫芦岛驶去。因为这两个港口已被八路军控制，蒋军只好返回秦皇岛。

到了10月下旬，莫斯科在中国东北的政策又发生了不利于中共的变化。10月28日，苏军告知中共东北局，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苏军不能同美蒋军队发生冲突，如果美蒋军队登陆，苏军只能退让。如果中共军队抵抗，苏军将坐视不管。为此，苏军还撤走了驻防营口、葫芦岛的部队，将这两处交给了中共军队。

10月底至11月，莫斯科转向与重庆合作。本来，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力量，只不过是想借助中共的力量对抗美蒋而已，并不是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况且，斯大林还在怀疑中共是民族主义者，甚至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在同蒋经国谈话时就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与他们不一致。”相反，莫斯科需要同重庆合作。在斯大林看来，苏联要想独占东北，还必须同蒋介石政府签订带有垄断性的东北经济合作协定。没有这样的协定，美国就会插手东北。

斯大林看不上中国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过低地估计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共能否推翻蒋介石政府，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斯大林当然不会将赌注押在中共身上。对蒋介石来说，他要想取得东北，还需要苏联人的帮助。

1945年10月，莫斯科与重庆就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开始谈判。在此情况下，苏联在东北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一方倾斜。

东北局领导在哈尔滨召开军事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此外，斯大林还担心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引发美苏冲突。所以，当美国军舰将国民党军队运至营口、葫芦岛遭到八路军抵抗时，斯大林开始让步了。10月29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受命通知在长春的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莫斯科同意蒋介石军队在东北登陆。不久，马利诺夫斯基又向熊式辉许诺，苏联政府不愿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干扰了莫斯科同重庆之间的良好关系。

11月10日，苏军派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在撤退前5天将允许蒋介石军队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在机场的中共军队不能同蒋军发生摩擦。两天后，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中共军队被迫撤离。

到11月26日，仅十几天的工夫，蒋介石军队连克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等地。毛泽东独占东北的决心受挫，形势变化如此之快，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这时，莫斯科与重庆又偏偏添乱。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索性离开长春，跑到山海关。这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莫斯科担心会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产生不利影响。于是，莫斯利立刻作出反应。11月17日，当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登飞机时，苏军代表慌忙赶到机场，向董彦平表示：莫斯科有令，苏军暂缓撤退，并加强城市警戒，以待蒋介石政府接受。同一天，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保证，苏联远东军不会给中共以任何帮助，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军可以立即进驻长春和沈阳，而且会得到苏军的支持。

莫斯科向国民党让步后，对中共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提出4点意见：1.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蒋介石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2.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撤出；3.有苏军的地方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也不准同蒋介石军队作战；4.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准作战。这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也就等于把东北拱手让给蒋介石。后来，彼得罗夫还就几个月前苏军在东北的行为向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道歉。

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不便。

在此稍前的10月，莫斯科同重庆开始了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为此，斯大林还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以改善双方的关系。此前，蒋介石同彼得罗夫有过一次秘密会谈，他请求苏军推迟撤出东北，以便在中共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东北开进的情况下，保证有秩序地把东北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很赞赏这个建议，认为这有利于缓和莫斯科同重庆的关系。尽管斯大林意识到美蒋会联手控制东北，但他又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对峙，更不愿意公开地推翻雅尔塔体制，所以，在东北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就显得有限了。加之山海关失守，斯大林更加坚信，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还不可能夺取并守住东北。所以，为了保住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东北所取得的利益，斯大林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美苏中三国关系。在此情况下，斯大林有可能在一定限度上屈服于美蒋外交上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态度，并给美国人一点安抚。

11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分析了三国四方在东北的复杂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东北局认为，由于我党及其武装力量在东北的发展，使蒋介石军队不能顺利进入东北接收政权，美国政府已向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关系陷入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斗争。因此，必须在外交上稳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迅速和完全地撤出大城市，撤退到没有苏联红军的地方，这样苏联在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就没有任何困难了，这是战胜美蒋外交攻势，挫败美国介入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

东北局同苏军的交往已深有体会。彭真（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陈云、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后，同苏军取得了联系。当时，驻沈阳的苏军是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东北局通过沈阳苏军同长春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起初苏军对东北局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伍修权是彭真同苏军见面时的翻译，他谈到了沈阳武器仓库的事情。据他回忆：“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队已经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在武器仓库里，还有大衣、服装、鞋帽等物资，非常之多。起初，刚到东北的部队还打开了日军仓库，取出了一批枪支和装备。可是苏军一变卦，没办法再拉，后来的部队就得不到了。”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11月19日，苏军要东北局撤出沈阳。次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提出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有红军的地方，不准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对此，伍修权回忆说：“苏联驻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们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军的一场争辩。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这个人很粗鲁，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

当时，彭真、伍修权同卡夫通辩论了一番，他们向苏军反复说明东北局不能撤出沈阳的理由。但是，卡夫通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莫斯科有指示，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你们必须撤走，如果你们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这下子惹恼了彭真，他抓住卡夫通的话，反驳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

结果，彭真同他大吵了一架。于是，11月20日，东北局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答复他们说，这是苏联政策决定的，不能怪他们下级，他们只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只有服从”。苏军不仅要中共撤出大城市，而且还不准中共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

11月20日，中共松江省委与哈尔滨市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军队、机关、学校撤出哈尔滨的工作。第二天，刘亚楼从大连赶到哈尔滨，向陈云报告了3件事：1.苏联在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时曾提出中共在东北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2.美国军舰在大连海面示威，苏军空运到大连1个师；3.苏方已下令不准其人员同我方接触。

陈云听完汇报，觉得事关重大，于当天报告了中共中央。晚上，陈云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哈尔滨苏军司令部，同卫戍司令卡扎科夫进行交涉，争取中共不撤出哈尔滨市。

时光转到了1946年初。原定苏军撤离东北的日期是2月1日，但到了2月中旬，苏军仍按兵不动。为什么？斯大林担心，一旦苏军撤离，美国的势力就会向东北渗透。为此，斯大林为找到一个理由，说天气不好，东北正在下雨。这样，莫斯科又把撤军时间推了一个月。

2月，莫斯科开始对重庆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政府同意苏联在东北扩大经济影响。结果这件事让美国人知道了，华盛顿谴责了莫斯科。为了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被动，2月11日，美英公布了《雅尔塔协定》。随后又利用报纸大肆炒作，说苏联不但不撤军，反而在东北问题上又提出了新要求。

这些报道果然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2月22日，重庆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7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

对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苏联并未表示不撤兵”，前两次因国民党政府的要求，苏联才决定延缓撤军。社论表示：“我们相信苏联必然愿意迅速克服困难，把驻军撤出东北。”至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社论说：“我们相信以信守条约义务着称的苏联政府，也决不会违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

关于苏联撤军问题，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作了如下解释：因蒋介石军队开抵苏联红军驻防区域过于缓慢，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苏军指挥部只得延缓撤军。他还说：“中国政府曾屡次向苏军指挥部要求，等待中国军队到达后，苏军再行撤退。”此外，这位参谋长还为推迟撤军找到了包括“气候条件”、“煤炭缺乏”在内的很多理由。

3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照会，拒绝了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当作战利品的要求。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讲话，态度十分强硬，说凡在中国所有的日本公私财产，都应该作为赔偿，归国民政府所有。国民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当做“战利品”据为己有。当然，国民政府也不会答应以此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

3月1日的撤军期限又过去了，苏联军队还是没有撤走。蒋介石当然不高兴了，重庆于3月6日指责莫斯科违反了中苏条约。现在，蒋介石有了美国人撑腰，胆子大起来了，向莫斯科提出了撤军的正式要求。国民政府还利用其派往抚顺接收的代表张莘夫之死大做文章，在许多城市掀起反苏游行。苏军撤出一些地区后，留在那里的苏联公民遭到殴打和杀害。据马歇尔说，有30多名苏联公民在长春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殴打，有的被打死。

至此，斯大林终于明白了，他争取蒋介石政府，使其在美苏对峙中保持中立的企图已经破灭。几天后，蒋介石对马歇尔说，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东北问题的解决还需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采取强硬的立场，“任何一点软弱都将意味着把满洲从中华民族中分割出去。”华盛顿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决心支持蒋介石政府在东北的地位。于是，美国国务院对苏军继续占领东北提出了抗议。

莫斯科很快作出反应，声称苏联军队已经开始撤离东北。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3月22日，莫斯科就3月6日重庆提出的敦促苏联撤军的要求给予答复，宣布苏联军队将于4月底全部撤走。

促使苏联撤军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抗议，而是西方谴责苏联推行扩展主义。这使斯大林极为恼火，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信号，表明美国想以“门户开放”为借口插足东北事务。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将美国势力排斥在东北之外，就必须采取强硬的政策。于是，斯大林又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加强中共在东北的地位。

3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说苏联想在东北搞经济合作，但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全国性的反苏运动。他分析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候，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相信，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行动，苏联在东北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毛泽东要求东北局尽快与“辰兄”联系。

谁知，“辰兄”的合作态度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3月8日，苏军告诉东北局，他们将撤出沈阳、吉林，中共可以采取行动。第二天，苏军又通知东北局：他们将于13日撤出沈阳，中共应该去占领，而且沈阳以南地区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苏军撤走的所有地区，中共可以自由进入。

苏军还声称，他们撤走的地方，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军队可以放手大打，哈尔滨等地应该坚决控制，不要让蒋介石军队开进来。为此，3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3月22日，莫斯科通知重庆，苏军将于4月底以前全部撤退完毕。实际上，苏军以交通不便、流行瘟疫为借口，拖延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配合中共军队破坏北宁路以及沈阳附近的中长路，使中共军队能够接防苏军撤走的城市。

两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东北局的电报，预计苏军撤退后，蒋介石必定会由沈阳出兵向北同中共军队争夺长春和哈尔滨，因此，“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毛泽东要求东北局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果可以的话，毛泽东打算让周保中率部完成这一任务。同时，毛泽东还指示黄克诚、李富春确保对四平的控制。

4月上旬，苏军将关东军的武器仓库移交给中共军队。其中，有机枪上万挺、各种大炮上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大部队进占长、哈、齐城郊；派出小部队入城，以便在苏军撤退时，顺利夺取这三个城市。苏军这样做，显然是有莫斯科的指示。既然苏联不能独占东北，但斯大林也不愿眼睁睁地看到东北落入美蒋之手，所以，斯大林转而一想，倒不如让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这样，美蒋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蒋介石在长春只有一些警察部队驻防，苏军只允许国民党正规军在其撤出之前3天才能入城，但苏军事先又不通知国民党具体的撤军日期，这就给了中共军队先下手为强的机会。苏军一撤走，中共军队即东北民主联军就向长春发起进攻。战斗中，中共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4月18日，民主联军占领长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高兴，于当天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

苏军于3月中旬开始撤退，到5月3日撤离完毕。苏军在撤退时，为了尽可能地都把撤出的地区交给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撤退前几天往往会通知中共。相反，国民党却不知道。结果，在苏军撤退时，中共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主要占据了北平至长春铁路沿线地区和沈阳周围。当国民党军队向沈阳以南地区发动进攻时，苏军驻旅顺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派代表同国民党军队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管辖区域以北8至10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国民党军队不得越过，而共产党军队却畅通无阻。此外，苏军还把旅大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利用大连的工业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在大连建立了兵工厂和军用物资生产厂，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运往东北和关内。

苏军在东北期间及撤退时，将大批武器弹药移交给了中共军队。除曾克林率领的第十六军分区拉出的一批武器弹药外，华西列夫斯基还提到，仅苏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680座仓库和松花江舰队的部分舰艇。此外，苏军还从朝鲜运来两军列武器给了中国共产党，又从大连向北满的中共军队运去50节车皮的武器。

在东北，中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又背依苏联。此时，共产党已经具备同国民党一争高低的实力了。中共两年后即能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显然与苏联的援助有关。陈云在分析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时说：“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发送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尽管苏联受《雅尔塔协定》的制约，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病号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十多年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从来没有在东北问题上埋怨过斯大林。

苏军撤离东北时带走了大批机器设备

1945年10月，莫斯科同国民党政府就经济合作问题开始谈判。但是，直到1946年3月，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在于：其一，东北日伪资产的归属。苏方坚持东北所有的日本资产全部作为苏军的战利品。国民党政府认为，在东北的日伪工矿企业均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品，一律归中国。其二，关于双方合作的范围。莫斯科坚持将日伪东北重工业株式会社和东北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各类企业全部纳入中苏经济合作项目。这实际上网罗了东北全部工矿企业，真正达到苏联垄断东北企业，防止美国插手东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尽管没有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换取莫斯科撤军及将东北主权移交给重庆政府，蒋介石答应拿出部分项目同苏联合作。

斯大林企图以中苏在经济合作为手段牵制美蒋，使蒋介石能够同莫斯科联手抗衡美国。但是，联美抗苏反共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而反共又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蒋介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甚至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就是换取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倒向苏联一边。而且，蒋介石心里清楚，想要反共仅靠苏联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同美国合作。因为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曾支持过中共，这就使蒋介石更加坚信，要依靠美国来对抗苏联。所以，斯大林打错了算盘。

1946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得知中苏正在进行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告诉蒋介石：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不能答应。

于是，重庆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为中国政府所有。结果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提出强烈抗议，他告诉蒋介石：你们发布这样一个声明，“既无根据，也无效力。”苏联远东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坦率地说：“如果苏联能够得到中国东北日本重工业51％的股份，轻工业49％的股份，设备就可以留下来，否则将运回苏联。”

蒋介石担心苏联会拆走东北的机器设备，所以他“愿意把许多企业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利益给俄国人。”

这时，美国开始干涉了。哈里曼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如果美国默许俄国人要求中国让出这些工矿企业中的利益以换取他们放弃战利品的要求，那么俄国就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从而严重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整个门户开放政策。”

2月9日，美国政府分别照会莫斯科和重庆，说中苏友好条约并没有给予苏联对工矿企业进行共管的权利。如果中苏就这些工矿企业达成某项协议，那就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就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照会不同意苏联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当做苏军战利品，说这些资产涉及战胜国的共同利益，应该由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

有美国人撑腰，蒋介石也就不在乎莫斯科了。3月下旬，双方终止谈判，中苏东北经济合作未能成功。于是，在延长撤军期间，苏联索性将中国东北日本企业的大批机器设备拆运回国。

早在张作霖父子期间，东北就已经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间，为了加快开发和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不少于20亿美元。在能源建设方面，日本在松花江上建立了小丰满水电站，在鸭绿江上建立了水丰水电站，在本溪、抚顺和阜新建造了火力发电厂，装机总量达18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为50亿度。整个东北地区，仅22万千伏的高压线路就达1万多公里。在钢铁生产方面，鞍山钢铁厂是东北最大的钢铁厂，年产80万吨钢。另外，沈阳、本溪等地的钢铁生产也有相当的规模。煤炭方面，东北是中国的煤炭基地，本溪、抚顺和阜新等地年产煤炭达2500万吨。

苏联出兵东北时，斯大林就盯上了东北的工业设备。苏军进入东北后，从国内带来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跟随苏军进入大城市和其他工业基地，大肆拆卸工业设备。自己的人手不够，就让被俘的日军技术人员帮忙。拆下来的设备被装进箱子里运往苏联，这些箱子也是利用东北的木材制作的。

中苏谈判失败后，苏军开始加速拆运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分两路运往苏联，一路从哈尔滨，另一路从大连。

据当时重庆考察团调查，苏联拆运的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如果加上拆装损坏的部分，则高达20亿美元。1946年1月，苏军还拆走了嫩（江）宁（年）铁路180多公里的铁轨。这条铁路在日本侵略东北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中国人自己筹建的，后来被日本人侵占，根本算不上日本的资产。

苏军对机器设备是一种破坏性的搬迁。他们在拆卸发电厂时，因发动机和锅炉太大，无法搬运，就将厂房的墙壁推倒，然后运出发动机和锅炉。由于苏军搬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结果井下抽水系统瘫痪，致使矿井被淹没。

因大批设备被拆走，许多工厂实际成了毫无内容的空壳，只得停产，往日充满生机的工业城市因此变得冷冷清清。

除拆走机器设备外，苏军还从银行里掠走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金条和5000多万元的东北货币。而且自己还在东北发行了10亿元的军用票，相反，苏军却容不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行货币。

苏联人的行为自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不愉快的印象，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把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国人民对‘老大哥’的友好感情。”

苏联人的行为还给美国人留下了把柄，在苏联人刚刚离开东北的时候，杜鲁门派出的调查团就来到东北，对苏军拆运机器设备一事进行调查。随后，美国人公布了调查报告，说苏联人拆走了10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设备，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而且都是最新式的设备，留下的全是陈旧的。于是，美国人对苏联人说，你们的战争索赔也太高了。

就连蒋介石对此事也大为不悦。1946年6月，斯大林派苏联驻重庆武官罗申去见蒋经国，转达他对蒋介石的邀请：“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等地会晤也可。”可是，蒋介石没有给斯大林面子，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