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武汉—徐州）

1938年3月初的一天。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的楼上。周恩来和郭沫若已经商谈了好一会儿。

该洋行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驻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都迁到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城市成了国民政府的行都。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都云集这儿。各种派别的报纸刊物也纷纷在这儿出版发行。使这儿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及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也在这儿公开出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这儿多次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周恩来还在这儿公开同我国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周恩来还接待了来自各国的记者及常驻武汉的外国使节，接待一批又一批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朋友……

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同外界进行公开的接触。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

他简直太忙了！在他和郭沫若商谈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电话和秘书不断打断他俩的谈话。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准备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经过他说服，郭沫若同意服从党的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以非党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3月1日刚从长沙回到武汉，他俩在商量由郭向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陈诚提出任职的三项条件。他俩刚刚谈完话，秘书进来报告：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白崇禧奉派将去徐州前线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约你和叶参谋长到白的寓所见面，有事请教。周恩来答应如约前往。在武汉，他同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经常见面。白崇禧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其动态及思想状况，经常通过谢和赓或是刘仲容的渠道，传到他这里来。他对白崇禧的抗日作战主张，经常表示支持。

谢和赓跟随白崇禧来到武汉以后，他曾秘密地见过谢和赓几次，对谢和赓这几年进行统战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还对谢和赓最近写的有关全国抗战游击战略问题的万言书表示过赞许；他也给谢和赓指出，万言书有些提法和用语不能太像我党的说法，必须考虑换用另外的表述方式。有一个晚上，在郭沫若寓所举行的文人聚会上，他发现谢和赓也跟着王莹来参加，对谢和赓疏忽党的纪律的这种做法，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谢和赓进行单线组织联系的宣侠父奉调到西安协助林伯渠主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周恩来让李克农接手单线领导谢和赓的工作。鉴于此时武汉地区局势的发展，他觉得必须加强地下统战工作，曾经同谢和赓商量，打算让一个交通员或助手也在白崇禧身边协助谢和赓工作，并设法在李宗仁身边也有一个交通员。谢和赓和李克农提出：把在潢川学生军团工作的刘仲容和刘仲华分别设法调离，将仲容调至白崇禧的办公室作参议，将仲华调到李宗仁处任参议。周恩来同意这个办法。后来，通过刘士衡疏通桂系中的反共政客潘宜之向李宗仁这样建议：李、白方面都需要有人与各党派联系，说明清楚两刘在李、白身边，只做各党派（包括中共）的情报和联络工作，不办公，不看李、白的文件，主要是外勤。每人每月由广西省政府给工资二百元。这个做法，李、白同意实行了。

他想：抗战爆发后，桂系的两个主要领袖李宗仁、白崇禧能离开广西的地盘，奔赴国难，十分可贵。他热诚地给予支持，希望他们能在举国危难时打一个胜仗，以振奋人心。

上个月，广西学生军500多人，由广西开赴鄂豫皖前线作抗日宣传工作，路过武汉，白崇禧特别邀请周恩来去给这批学生军讲话。特派来邀请的白的秘书程思远对他说：白副总长讲周先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创始人，特请周先生对我们的学生军讲话。周恩来通过程思远，了解到广西学生军是一支兼军事与政治两种任务而有之的特殊部队，由大学生、高中生、小学教师或是机关职员等成员组成，经过考试挑选，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抗战爱国热情极高。当时在全国，是仅有的一支学生军。

广西学生军住在武昌蛇山公园抱冰堂里。这天早晨7点来钟，同学们吃过早餐后正在抱冰堂附近自由活动。有个眼尖的同学看见一个穿黑呢中山装的中年人，正独自一人在抱冰堂的走廊上看新华日报；这个同学揣测他就是今早要来讲演的周恩来，禁不住惊喜而短促地叫了一声：“周恩来！”周恩来笑着招呼：“同学们好。”附近的同学们都闻讯奔拢过来。想不到讲课时间没到，周恩来这么早就来到了。一瞬间，走廊挤满了人。因为他不带警卫和随从人员，大家既为他的安全担心，又深受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大家欣喜欲狂，认为有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聆听他讲抗日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真理真是莫大的幸福。大家围着周恩来，纷纷掏出纪念册来，请他签名、题辞。这时，联系这次讲演的程思远到抱冰堂来了。程思远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说正要派车去接，不料周恩来副部长却早来了。

周恩来带头来学生军讲课以后，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王明、聂鹤亭等也陆续来给同学们讲课。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和他的战友给广西学生军在政治思想上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广西学生军有很多人在后来的斗争中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公是对广西部队讲话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周公那天的讲话是鼓励这些青年们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听众对周公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讲话，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是令人毕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这次，白崇禧要到前线指挥作战而约他去晤面，表明这位桂系领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尊重，及其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周恩来对这次晤面十分重视，并作了相应的准备。

他和叶剑英如约来到白崇禧在熊廷弼路的寓所。白崇禧对周、叶两人的到来，十分高兴，立即介绍了徐州前线敌我双方的态势。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两个师团”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妄图一举拿下徐州。白崇禧说：“日军自攻克南京后，骄横跋扈，嚣张至极，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甚至公然说他们只要一个步炮混合的战术单位，就可以横冲直撞。我方自南京失守后，士气沮丧，必须选择有利时机打一次胜仗，才能振作士气。去年周先生在山西前线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健生十分钦佩。德公是想在徐州，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请二位光临，特为请教此次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建议说：“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十分高兴，对周恩来的建议深为赞赏。白崇禧说：“对这次徐州作战，在指导方针上是有争执的。一种意见认为南京失守，我军元气大伤，而敌人气焰正盛，我方应以较多的兵力用于第一线，凭借阵地进行持久防御为好。另一种意见，也是我的主张，徐州前线多是杂牌部队，装备差，训练不足，若与训练有素的日军精锐部队打阵地防御战，必然陷于被动。对于骄横的敌人，应该充分利用我方优势兵力，大胆实行运动战，将敌在合围前各个击破。”两人谈得十分融洽。

白崇禧走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分惦记着徐州前线的战事。周恩来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他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

张爱萍到徐州后，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张爱萍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告周恩来。

郭沫若就任职问题向陈诚提出的三项条件，陈诚件件依从。由于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周恩来和郭沫若3月28日第一次出席了军委政治部部务会议。第三厅于4月1日在武昌昙华林成立。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4月7日，是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好传来鲁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举国振奋，欣喜若狂。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上万人的歌咏游行使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了整个武汉上空。剧院、电影院全部上演抗战话剧、抗战戏曲、抗战电影，免收门票，特别招待伤兵和难民。有的游行队伍还用卡车载着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巨幅像片为先导。抗日画灯火炬游行和夜晚数以百计的船只相连数里在水上也举行火炬歌咏游行，江上岸上火龙相映，壮观极了！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作过生动的描写——

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