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秀丽的画卷，她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容易迷乱和纷扰。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这10年，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

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同志们好！”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仅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周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希望重庆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完善思路，真抓实干，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回味着总书记的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欢笑起来。

是啊，重庆——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明天该是个什么样呀？总书记说了，我们是中国西部的增长极。增长极是什么？增长极就是像一个人的心脏、一台机器的动力核。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该是什么样？应该像上海对长江下游的华东富饶之地的辐射地位吧！城乡统筹下大发展的直辖市！全面率先建成的小康社会！哇——我的重庆，我的美丽家乡！3100万重庆人沉浸在对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的憧憬之中……

于是，在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瞥，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有大大小小14张。细细看去，喔，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放大镜下，他看到了地图上呈现的山川和乡村、城市与湖泊，还有连绵不绝的沙漠与草原……但那山，是死的；那川，是倒流的；那城市，是狭小而破烂不堪的；那乡村到处是无收的旱地和讨饭的人群；那湖泊里，流淌的则是被贫苦和饥饿所折磨而流出的眼泪；至于那些沙漠与草原，似乎更没有任何的目光光顾。

而他却看着，看着，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于是，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联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请再拿些纸来！”中年人一边挥笔疾写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对警卫员马湘说。

“先生，您该休息了！夫人请您把这杯牛奶喝了。”警卫员递上一沓纸的同时，又将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然后轻声地催促疾书者。

“好。我喝！”中年人眼也没抬地伸手抓起杯子，将牛奶一饮而尽，然后转身重新伏在地图上。只见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日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的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5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毛泽东两次到重庆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

当时，一心想挑起内战的蒋介石，凭着强大的美式装备和从主战场上获得的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战利品，加上所谓的“合法政府”的“元首”身份，多次电邀在延安窑洞里住着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自以为是的蒋介石不相信毛泽东会来重庆“自投罗网”，所以从这年的8月14日开始，他数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一聚”。

于是，在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毛泽东敢到重庆来谈判的8月的一天，从延安起飞的一架美式飞机飞越秦岭，缓缓地降在了山城……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此次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在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的“国统区”重庆，毛泽东顿时成为一代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蒋介石私下里暗暗自愧不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何等气势磅礴的佳作！而重庆人非常聪明，他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每建立伟大功绩之后，总会吟着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而自喻“一代天骄”，昂首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自然是老子重庆人哪！事实上，60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于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谨此，重庆人理当感恩于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这篇不朽之佳作。

“重庆谈判”4年之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雷霆万钧之势下迅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成立了。

那时的重庆在毛泽东的眼里非同寻常，他把重庆作为新中国的西南重镇，派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3名大员镇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后来“南方战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势需要，重庆的地位一时向西而移，让位给了成都和西藏那一边……但重庆的实力毛泽东心里有数，所以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元勋级人物，相当一部分是从重庆“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数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毛泽东为此非常难过。

从来以诗才著称的毛泽东这次为武汉防洪军民战胜大洪水后而写下的贺电，竟然用的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毫无激情的话：“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严重的洪水。”面对人民和财产的惨痛损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泽东变得毫无诗情，只有字字掷地有声的殷切教导。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江段最长、最多。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一个月？一年多？总之，我们从已知的历史资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后的几百天日子里，毛泽东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比战争年代还显得繁忙。一段时间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而不会搞经济建设，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在处理农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基础规划方面的经济才能，是当时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他所著的堪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完全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天天听汇报、搞调查，十分繁忙。

在完成纲领性决策文件之后，毛泽东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江的那段“天险”……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常常伫立在东湖畔的小洋房上的那叶临江的窗户前，双目逆大江之水而西望、西望……

“主席，您是否想出去走走？”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多次过来小声询问毛泽东。

“我想游长江！”毛泽东突然说。

王任重一愣，转而立即进一步试探地问：“什么时候？”“马上！马上！”“是。我立即派人去准备。”王任重不敢怠慢，转身去做该做的事了。

这一天是六一，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江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

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6月4日，毛泽东又提出要畅游长江。四天游三次长江，足见毛泽东已被长江荡漾起的激情所诱惑。无论王任重等人如何劝阻，他老人家根本不听。“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不游可惜嘛！”毛泽东说这话时，双眼笑成一条缝，瞳仁里满是智慧。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束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西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县，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写下如下文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水调歌头.游泳》，气势恢弘，堪称词中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扬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智慧光芒。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张际春、陈锡联等87人为委员的领导机构。当时的重庆市，无论从所管辖的几省几区看，还是从担当西南局领导的人员看，其分量显而易见。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等考虑，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各大区机构的决定，重庆成为了四川省辖市。

从“战时首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3次变化……

好在重庆的“块头”本来就大，尤其是重工业这一块在四川省工业生产中占绝对地位，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范围内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间，三度被中央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特别是第三次计划单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中央所赋予重庆的权限上，均为前两次计划单列所不能企及。但毕竟是计划单列，也并不能消除重庆发展的体制上的瓶颈。

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可能成为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现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变化，都必须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划分改变，则必须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才能生效。

决策权在中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最高层，在掌握中国命运方向盘的领袖手中，这个领袖还必须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万众拥护的伟大领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是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他的态度和意见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态度呢？许多重庆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听。但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是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后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这次会谈是具有历史性的。“铁娘子”代表英国殖民地利益的英国政府，想在1997年后继续管制香港。面对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的英国首相，邓小平强压心头之愤，一字一句地告诉英国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还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据说，当天英国“铁娘子”在与邓小平谈话后，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2200万千瓦，按当时物价计算，整个工程所需投资260亿元。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约100亿元。3年准备，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发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市长的肖秧同志，当他听说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时，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我们重庆，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峡工程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这怎么行！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了！”这声音当然也传到了“老领导”邓小平耳边。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约仪式。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与香港来的客人嘉道理勋爵等谈得很开怀。送走客人后，邓小平看到年轻的副总理身旁站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过去与他们握手。

李鹏忙将朱琳介绍给邓小平：这是我爱人朱琳同志。

邓小平握着朱琳的手，慈祥地看了看，然后问：你是哪里人啊？朱琳答：是上海人。

邓小平看看朱琳，又转头疑惑地看看李鹏，说：上海人为什么嫁给了四川人？邓小平知道李鹏的家世，李鹏的父亲是他的四川老乡嘛，这在延安时邓小平就知道了。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这样问自己，朱琳一下愣在那儿。还是李鹏反应快，说：云南人不是也嫁给了四川人嘛！哈哈哈……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邓小平也跟着“嘿嘿”地笑了。原来，李鹏说的云南人是卓琳，她是邓小平的夫人。

两位四川人，彼此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使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邓小平又问李鹏和朱琳。

1958年。李鹏回答。

噢噢。邓小平笑笑，再没往下问了，却朝李鹏招招手，说：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留下来，说说电力发展的事。

于是，李鹏等围着邓小平重新坐下。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用准备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

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听取了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睁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场的人听到邓小平的话，互相对视着，会意地笑了。李鹏迅速地记下邓小平的话，并且认真地核对了一下。

上面的这段历史，被李鹏记在他的日记中，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为书名，于2003年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1995年11月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乘坐“锦绣中华”号游轮。当时同船陪同的湖北省领导有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四川省方面有书记谢世杰、省长肖秧和副省长兼秘书长甘宇平。轮船夜泊巫山时，甘宇平看到湖北省的两位领导在吃完晚饭后进了李鹏的房间，便悄悄联系总理办公室主任姜云宝，说看看李鹏总理对四川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意思是他们也想同总理单独见见面，谈点事。姜云宝很快告诉甘宇平，说等李鹏总理与湖北省的领导谈完后，你们就可以进总理房间了。

甘宇平心领神会，立即告知书记、省长。3人等湖北省的书记、省长出了总理房间后，随即进去。

待甘宇平他们坐定后，李鹏手拿笔记本，说道：我检查了这些年的工作笔记，小平交代的事，还有一件没办。现在应该说条件比较成熟了，可以说说了。

会是什么事？甘宇平和谢世杰、肖秧对视了一下，期待着总理的话。

李鹏合上笔记本，朝3位四川省负责人说：就是1985年1月19日，小平在参加核电站签约仪式后跟我谈的话。随后李鹏便把当时邓小平如何见了朱琳问她为什么上海人嫁给了四川人，他又巧妙地反问邓小平云南人不也嫁给了四川人这样一则幽默笑话讲给了甘宇平他们听，并把邓小平在这一天明明白白地提出要把四川一分为二，一个是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是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的这件事讲了出来。

李鹏进而说：这件事我考虑，邓小平的原意是要重庆设直辖市。所以你们这次回去后要在小范围内酝酿一下、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个报告。

一定要保密啊！李鹏最后叮嘱道。

“1985年到1995年，整整过了10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央领导口中听到要把重庆建成直辖市的正式意见，更是第一次知道邓小平同志早在1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宏伟决策。所以说，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重要的日子。”甘宇平如此说。

是的，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的“老领导”邓小平给予的这份厚爱。

1997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26天。就当时北京的时局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国际层面，那些敌对势力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注视着中国最高层。

新一代领导人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而言，对一个还未消除阵痛的大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出行，为什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作出一百种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有一百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关注和重视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选择视察长江三峡，在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可以断定这种认识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它将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旨在以所谓的中国建三峡工程而“造成100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提案。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了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简单的工程中的一个“细节”，而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了！西方人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上有过太多的“关心”。某国因为想得到一份投标，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将“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笔者在库区采访时，就有云阳县的人这样说：那一年有几个西方来的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中有人会说汉语），于是叫了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

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个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拍“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还是因为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的阴谋也最终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有个右翼组织为了诬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人员一听就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口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人中总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离着好几千公里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在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对所谓的“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而且所花费的本钱已经列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次“提案”中，几乎每次都会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提案”的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反华敌对势力罢休，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没有息声过。

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三峡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不相信别人能做成比自己更伟大的事，就会想象出那些可以任意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来。三峡移民中的所谓“人权问题”，便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喋喋不休的一个话题。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余万平方公里，沿途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河口年平均径流量约9600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桀骜不驯，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灾难之苦。

几代中国领导人决策三峡工程的目的和意图非常清楚，一是要解决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后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是水嘛！是黄金！是白银！是我们的血！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每年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百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那样，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或者就是来不来百万人上大堤“严防死守”了。史料告诉我们，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153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8万立方米每秒。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可以保证在84000余立方米每秒。

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也不必担忧了！其实，长江洪水的发汛同期“百年一遇”，并不是每一百年就有那么一次像1870年的8万立方米每秒大洪水从天而降的概念。“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个通俗的解释：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一正一反，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反。“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是一百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超级大洪水，也许百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两百年中像1870年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不来，我们都可以放心。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所形成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21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年货运量可达55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使得它可以同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啊，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们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话说1990年，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进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正是因为重庆市的同志反对这个方案，后来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足见政治局常委们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高度重视和慎重态度。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作工作、作动员。

国务院开始了紧张的提交议案准备。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第二天，江泽民给李鹏来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江泽民还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李鹏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关于李伯宁这人，外界不是很了解，但重庆和三峡库区的人都知道此人。几年前，笔者在三峡库区采写三峡移民事宜时，就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三峡老百姓中，有些人不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谁，但都知道李伯宁是谁。”可见，李伯宁在三峡的影响。

重庆人民并没有忘却李伯宁这个人的历史功绩：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试点获得的“开发性移民”经验，为整个库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移民工作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工程上马所付出的心血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在采访李伯宁时，他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数据：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重庆人民应当记住李伯宁这个人，他对三峡工程特别是移民工作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史册。还有后来接替李伯宁担当百万大移民工作重任的郭树言、漆林等，他们都为三峡工程和重庆成立直辖市后的移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都是题外话。让我们再来关注高层关于三峡工程的推进和重庆直辖市设立的历史内幕吧——3月16日，清晨7时半，秘书向李鹏报告：政协副主席、三峡协调组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病危。

“快走！马上去医院！”李鹏立即穿戴好衣物，挥手同秘书一起往外走。

但等李鹏总理赶到医院时，无产阶级革命家、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王任重已经与世长辞了。凝视着王任重的遗体，李鹏无比悲痛，失声痛哭。结果是王任重的夫人反过来向他劝慰，说不要过于悲伤。王任重家人都知道，因为三峡工程，王任重与李鹏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王任重作为政协副主席，“两会”要表决关于三峡工程上马问题，他就是在连日操劳下才突然病倒的，如今又突然与世长辞……李鹏想起这些，怎能不悲痛万分？“只要三峡工程上马，父亲死也瞑目。”王任重的儿子握着总理的手，这样说。

3月18日，“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召开，李鹏主持，江泽民讲了两个小时，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和我都投了赞成票。这分量足够重的了，令各位党员负责人印象深刻。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那一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永远地被载入史册，因为它的过程和场面非同一般。

也许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次的表决这样引人注目，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笔者当时作为某中央机关报的一名记者，也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兴奋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接下来的好事、喜事，一桩桩地接连涌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人3月下旬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老领导”当年1月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给重庆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紧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要搞三峡工程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重庆直辖就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想听？当然。太想听了。

好。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有这么大，人口就有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甘宇平同志对我讲，自从那次谈话后，他回到成都，就遵照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的指示，悄然地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准备材料，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重庆从四川省分出去的具体方案。当时方案有两个：一是把万县、涪陵、黔江和当时的重庆市加起来，看一下面积是多少，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粮食总量到什么水平，地下资源又是个什么情况，还有财政、人口、环境、社会等等综合情况。第二个方案是，除上面的万县、涪陵、黔江、重庆市加起来外，再加达县、南充、广安后，又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后一个方案，新分出来的四川省就只管川南、川西和甘、阿、凉三州了。而川东、川北的较贫困地区就划归重庆，用肖秧的话说：这是王国藩穷棒子社。意思是说，新重庆市会承受太重的负担。

1996年3月15日，李鹏请李贵鲜、肖秧到北京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问题。

199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一人事调动，让下面的人感觉到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央已经对未来的重庆直辖市班子安排开始布局。张德邻第一次出现在重庆时，让山城人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人身材高大，说话洪亮，中气十足，又相貌堂堂，一副标准的东北大汉形象，与一般的重庆、四川男人相比，显得高大得多。

另一位蒲海清，重庆人对他太熟悉了：他是地道的本地四川人。他的简历，重庆干部中有许多人能背得出来：1961年考入重庆大学，学冶金专业，后分配到重庆钢铁厂。39岁时出任改制成公司的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1984年42岁时调任省政府工作，1985年43岁时当了副省长，是位作风朴实、对百姓极有亲和力的干部。

蒲海清比张德邻晚一年多时间回重庆工作。

6月，北京来电，令四川省主要负责人谢世杰、宋宝瑞和蒲海清及重庆的张德邻到北京开重庆直辖市筹备组会议。

会议在总理李鹏办公处召开。中央宣布了张德邻为重庆直辖市筹备组组长、蒲海清为副组长的决定。不日，蒲海清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重庆市代理市长”。

而他仍担任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

1996年，是重庆建直辖市的关键一年。当中央决策要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一批批的中央领导趁考察三峡工程，陆续来到重庆。重庆人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直辖市”的热风已徐徐吹来……

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带着6名副委员长考察三峡。

7月上旬，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在四川省厅局级干部中正式传达。7月8日晚，李鹏与蒲海清通电话，问筹备工作进展如何？蒲海清回答：正在抓紧之中。

7月18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就方案中的涪陵、万县两市和黔江地区的行政撤销问题，反映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上述两市一地的一些干部思想有波动。李鹏与胡锦涛通话商量。中央政治局在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后，分工由李鹏和胡锦涛具体负责。胡锦涛回答李鹏，他认为重庆改直辖市后，下面的体制可暂不变动，可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对后来稳定万县、涪陵和黔江两市一地的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8月1日，江泽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华社的内部材料，题为《三峡移民成败的关键在管理》。看完材料后他问李鹏：“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情况，再向你报告。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连着重庆建市。李鹏在6天之后的8月7日，给江泽民回信，指出，三峡移民任务很重，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要使移民经费不出现或少出现问题，必须抓好4项工作，其中第一件就是“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

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造成较大的影响。

中央高层在1996年中，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至次年年初，为重庆建市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9月5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为重庆市的问题开会，江泽民主持。会上通过了重庆市从9月15日起代管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的决定，同时作出了王云龙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决定。张德邻、蒲海清任原职。

9月19—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来到重庆，同时考察三峡。

20日晚上，蒲海清陪锦涛同志从朝天门上船去三峡。“那时，重庆像个小县城，我们上船的路上，灯光极暗，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亮光。当时感觉，建设重庆直辖市的担子很重。”蒲海清回忆说。

12月中旬，吴邦国到重庆，研究落实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次年1月下旬，朱镕基到重庆视察，再次听取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工作进展汇报。

而这期间，李鹏总理的10月17日之行无疑是让重庆人感到最特别和最带劲。因为李鹏总理此次考察重庆和三峡，一反常情，率了一个由多名国务委员组成的“考察团”，其中有国务委员李贵鲜、国务院副秘书长及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部长刘仲黎、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等。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感到重庆确实需要中央的支持。

张德邻和蒲海清心里最清楚。身为代市长的蒲海清是个务实和干事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该向中央“伸手”了——为100万移民，为100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为300万贫困人口“伸手”。

两天后，李鹏一行抵达万县后，又是参观工厂，又是视察城市建设面貌，急得重庆方面的蒲海清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3时，李鹏一行又登船东行。大江两岸风光优美，让中央来的“财神爷”们爽够之后，李鹏朝蒲海清笑笑，说：该解决你的问题了。随后，他把随同人员和重庆方面的负责人叫到一起，用一个小时回答重庆方面提出的要求。

蒲海清一下提神了，心中的那双“要钱”之手开始“伸”出——“总理，各位部长，各位领导，我们重庆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现在的一年财政总共才60来个亿，而我们在建直辖市后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证几级行政部门能正常运转和100多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300多万贫困人口的救助……重庆城市破破烂烂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所有这些都得要钱，就是一分不上缴，我们能否让直辖市正常运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每年还要向省里和中央上缴好几个亿……”“你就说你现在需要中央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吧！”李鹏打断蒲海清的话，让他直截了当说要求。

机会到了。蒲海清立即提了一连串“应当”、“应当”……也许心里着急，他认为今天机会太难得，所以这位首任重庆直辖市代市长，一下向总理和中央各大“财神爷”提出了好几个请求，这些请求都是数字，而且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

“蒲海清，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重庆的情况，你们是需要帮助，可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嘛！”李鹏忍不住打断蒲海清的话。

“可是总理，我们重庆这种情况，还要向中央上缴16亿财政，我认为负担太重，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交6亿……”蒲海清也许因为一心想“伸手”，一个劲地掏着心头的话。

“6亿不行。你们上缴的这数是中央对重庆计划单列市经济提出的要求。”某“财神爷”不客气地打断蒲海清的话。

“你这话放在以前说没错，可现在我们马上就是直辖市了，直辖市的情况跟计划单列市的建设规模和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求中央……”“蒲海清，你不要再说了！”李鹏再次打断蒲海清的话。

蒲海清一愣，这回他一下清醒了，两眼溜圆地盯着总理和各大“财神爷”。有人用眼睛瞪着他，有人朝他笑笑，意思是说你蒲海清也太着急了。慢慢来嘛，我们商量着办，别让总理冒火。

蒲海清不再说话了，看着、听着总理和众“财神爷”怎样答复。

先是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表态：同意重庆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化肥厂。

陪同考察的张德邻与蒲海清会意地对视了一下：计委这一支持不小，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同时能拉动相关产业。

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说：重庆城市建设的搬迁户补助，中央银行同意贷款给你们3亿元，先解决部分搬迁户的问题。

好事。张德邻与蒲海清暗自高兴。

财政部部长刘仲黎说：原则上答应对重庆增加财政返还，但增值税制度不能变。

李鹏插话：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比较严重。对国家财政上返还的钱要用于企业改造而不是新建项目。这个问题，我请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专程来一次重庆，组织召开一次老企业改造工程规划研讨会。

好极了。蒲海清心里暗暗高兴。

李鹏看了蒲海清一眼，又说：我先从总理预备金中拿出1亿元给你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另外从财政部补助你们6亿，由你们重庆方面自行分配处置。

太谢谢总理了！这回蒲海清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他向中央“伸手”的基本目标达到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说：万县至达州的铁路修建时，铁道部同意投入资本金3亿元。

谢谢韩部长。张德邻和蒲海清朝铁道部部长又是点头，又是微笑。

郭树言——国务院三峡建委负责人，他表态：重庆设想要在万县搞个机场，我们支持，钱由国家计委出。

好！太好了！这个下午，最高兴的是蒲海清，他的口袋里一下“装”得鼓鼓的……

令他们感动的还有一件事：20日晚上，李鹏和夫人朱琳，亲手将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社给他们的3000元稿费交给他们，说是请他们转交库区的希望小学。

总理爱库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让张德邻和蒲海清等重庆人永生难忘。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一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

主席台上，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微笑着，与会场的全体代表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下午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首先走上大街欢呼的是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队员……重庆人民沸腾了！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重庆人民为了庆祝直辖市成立，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直辖市党政各大机构的挂牌揭幕仪式。

6月18日，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同志们，重庆建立直辖市，意味着光荣的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意味着很重很重的担子，意味着我们必须团结奋斗、艰苦奋斗……然而，我们有信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重庆直辖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以特有的磁性般的洪亮声音，向全市人民吹响战斗号角。

专程前来参加挂牌揭幕仪式的李鹏总理，更是满怀期待而深情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有机会参加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重庆3002万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组织安排好三峡库区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的新型经济区；有利于振兴重庆老工业基地，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许多革命先烈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这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我相信，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重庆人民艰苦奋斗，齐心协力，一个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将会出现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

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赞》……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