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
败落在儿子手里的“一枝花”
我曾见到一则报道，说鞍山有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为了送儿子上大学，竟然陪着儿子上完了初三到高中的四年课程。报道写得很简单，但我看后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实在想像不出那位家长为了儿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其实，在为子女上大学这件事上，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部自己的书，而这每一部书，都是沉甸甸的。
下面我记录的十来位家长在子女考大学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就是全国近两亿中学生家庭的缩影。
李倩原来与我是同事，我们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我从部队刚转业见到她的时候，她真可谓“三十岁的女人是金花”。论风韵、论气质、论为人处事的热情与坦诚，足以使她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单位“一枝花”了。李倩的儿子在小学时都是由她婆婆带的，李倩的丈夫从事驻外商务，很少在家里，所以她是个爱玩爱串门子的主儿。我在报社时，李倩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谁生病、谁结婚、谁夫妻之间出了什么摩擦麻烦，凡事她都爱管。“闲的呗。”李倩有时也自嘲。
因为工作调动，我同李情分开也有七八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书，那天有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宣传广告上说“×××老师教的学生为什么百分之五十以上考进北大清华？”很吸引人，那位老师签名售书的场面，简直叫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汗颜，长长的等候签名的队伍直排到图书大厦门口。我从三楼买完书出图书大厦时，突然看到一楼队伍中有一对男女吵了起来，那女的硬要插队，五十来岁的男人就是不让她插，结果越吵越凶。我走过去一看，原来那女的正是李倩。李倩一见我这位老熟人，便有些不好意思再跟那男的把闹剧演下去了，只见她两眼泪汪汪的。
“有几年没见面了？都认不出我了吧？”李倩很沮丧地问我。老熟人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确实。不过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过去从不发愁的你改变了自己？离婚了？”
李倩两眼无神地说：“跟离婚差不了多少。不过不是我与那个冤家的问题，而是我与儿子之间的问题。”
“怎么？你不是从不管儿子的嘛？”
“过去是。可那种生活早已结束了。从四年前开始，我就像头被套着缰绳的马，再也没有歇口气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挺得到儿子参加明年的高考……”李倩的眼泪又出来了。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朝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何建明不是作家吗？为什么不写写中国人考大学的事？为什么不呼吁呼吁改革改革高考模式？考考考，哪年不考死孩子考死家长？难道真的就找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又一个“逼”我写高考题材的采访对象。李倩当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在她儿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没有把孩子读书的事放在心上。婆婆公公帮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后的一次家长会上，李倩猛然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不管是不行了，因为儿子的班主任板着脸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要么让你儿子转学，要么让他留一级！李倩听了老师的话，脑子嗡的快要炸了！她向来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儿子的成绩之差已经差到同班的其他家长不能容忍的堤旖。原来李倩的同事中有两个人的孩子是她儿子的同班同学。一向要强的李倩觉得这个面子丢得无法接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后头，李倩的儿子小虎从小在爷爷奶奶的关怀下长得人高马大，十四岁时已经身高一米七O，体重过了一百二十斤，活脱是一个小男子汉，时不时半夜里在家中的被褥上“画地图”。加上小伙子长得像李倩，学校里那些与他一样早熟的女孩子便向他猛烈地进攻——一个星期最多时接到十来封“求爱信”。
那天，李倩开完家长会回家，一肚子火等候着放学的儿子。
不一会，门“哐”的一声被踢开了。不用说，准是小虎回家了。
李倩看着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儿子，以及儿子那充满朝气的装束，她突然感到有些吃惊，凝视着儿子：什么时候他长成大人了？
“妈，我的运动鞋太过时了。我看到新街口商场又有一种新款式，明天给我五百块钱。”小虎根本没有注意妈的表情，依然像平时那样，想要什么张口就来。
“你给我坐下！”一个很严厉的命令。
儿子一愣，看看反常的妈妈，暂且收敛住，找张椅子坐了下来。
“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装傻充愣：“妈，什么事这么严重？”
“你、你看看自己：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全班倒数第二，除了那个先天有病的外，就你是班上最有能耐的了。看看，三次数学考试加起来不到90分！”李倩把家长会拿到的几张卷子扔在了儿子的脸上。“难道你真的一点不知道为自己争口气？啊，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母亲这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今天是母子俩对话，爷爷奶奶被“隔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小虎感到很委屈，于是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擦着鼻涕反问妈：“我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你知道人家的家长是怎么抓孩子学习的？天天帮着找老师找家教，甚至天天陪着一起听课呢！就你把我往爷爷奶奶这一放，什么都不管。你和爸又都不是天才，我的成绩能跟得上人家吗？要是你能有人家家长的一半心思帮助我，我也会得个全班一二名的！”
“嘴能耐！你要有那本事我可以豁出去！”李倩见儿子跟自己抬扛，气不打一处来。
“那好。就看你的了。”儿子把自己的房间小门“砰”的一关，里面即刻传出一首不知是那个歌星的“我很烦，这个世界太少真情太少爱”的歌声。
李倩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小虎，你给我出来！”
“砰！砰！砰！”李倩只觉得自己那只敲门的拳头都疼了。
“妈，怎么啦？”从门缝里探出半个头的儿子，双手捂着耳机瞪大眼睛问道。
李倩上前一把将小虎头上的耳机摘了下来：“从今晚开始，我陪你做作业！”
“真的？”小虎又惊又无奈地折身从书包中取出课本和作业，噘着嘴说：“开始吧一一”
这一开始，可让李倩尝尽了当一位辅导外加保姆的高中生母亲的酸甜苦辣。
第一件最让李倩为难的事，是她这个拥有“大专”毕业文凭的母亲，对儿子的高中数理化题目基本上是睁眼瞎子，所以给儿子请家教是当务之急。她先到了北师大家教中心，那儿的学生给她介绍了一个。头天进门一看，李倩就傻眼了：怎么是女学生呀？不行。别家教没当几天，儿子把人家小姑娘弄得晕晕乎乎的就麻烦大了。第二次倒是换了个男孩子。但头一课下来，小虎就提出：此人不能再用。李情问为什么？儿子回答得极其干脆：他连什么是VCD什么是DVD都弄不明白，还老打听我家里管不管饭。妈你说，能让这些上大学之前连火车都没有见过的贫困生当我的老师吗？
唉！依你。李倩白了一眼儿子说，我下个星期到北大、清华家教中心，问问能不能找个合适的。
下一个星期，为了给儿子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家教生，李倩一连请了三个半天的假，外加每次到北大、清华“打的”花去的一百一二十块钱车费，最后总算在周六把清华的一位据说当年是湖北的高考“状元”请到了家里。
“状元”的水平确实不一般，但儿子的能力却很难适应清华高材生的教学速度。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后仍然不见效时，“状元”有点不耐烦地从口中冒出了句“你怎么这么笨”？什么，老子出钱把你请到我家，让你骂我的呀？儿子不干了，朝“状元”手一挥：“你走！马上就走！回清华当你的‘状元’去！我不稀罕你！”
“阿姨，我来你们家共三十五分钟，四舍五入，外加回去的路费，你给五十元吧！”“状元”找到李倩，要回了那份该得的报酬后，转身就走了。
当妈的李倩可苦了，心想：事没办成，一个月费力费心得来的二百多元奖金，为了请一个家教全给“泡”了。
李倩不死心，托人跑到西城某重点中学请了位家教教师。“只要能把我儿子的成绩补上去，老师您有什么事要办尽管说。”讲好每小时六十元家教费后，李倩生怕亏待了人家“名教师”，赶忙讨好堤旃了一句。
“没什么，我比较忙，得让你儿子到我家来上课。”名师说。
“这是一定的，您这么有名，肯定不会是教我孩子一个学生呗！”李倩满脸堆笑地对人家说。
“那就算我同意收你儿子为学生了。不过我只能给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名师说。
“行，您有时间就行。”
“那咱们就这样定了。”
李倩临走时，顺便又从书包中取出一只长条形红盒，装做十分不好意思地对“名师”说：“这是我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时人家送给我的一条水晶项链，不值钱，您戴戴看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把它扔了！”
“名师”的脸上马上表现出惊诧：“哎——这么漂亮的礼品，我喜欢还来不及呢！连戴都舍不得呢。”
李倩佯装“逼”着人家收起水晶项链后，便赶忙离开了“名师”家，对着长空自叹一声道：五百元又没啦！她摸着依然留有百货大楼服务小姐手温的那张水晶项链的发票，自己骂自己道：阿Q！
家教是定下来了。但每周星期天晚上的这一堂到“名师”家的上课却成了李倩极其伤脑筋的事。让儿子一个人自己来去吧，有点不放心，让孩子的爷爷奶奶陪着吧，更不现实。最后李倩还是决定自己陪儿子去。这一陪就是四个多月。这四个月中每月四趟，四四十六趟，可把李倩折腾苦了。那个“名师”家在北四环外的祁家豁子，李倩家在城内的长安街旁边，上一堂家教路上就得倒两趟车不说，把儿子送到人家后的两个小时，可让在外面等候的李倩作难了，进入家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中途回自己家又不值得。无奈，李倩每次把儿子送到老师的楼底下后，就自个儿找个地方看看书，或者构思一下手头的采访颂炷，要么打打新闻腹稿什么的，总之得找点事消磨这两个小时呀。眼尖的李倩终于发现一处“好地方”——不远处有个电影院门口挺亮，看个书划拉几笔还真成。一次、两次，李倩还真的发现在明亮的灯光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儿子从人家家里结束课程时，她不觉得半点无聊，甚至有时还感觉时间不够用哩！三次四次……李倩和儿子每次在这样的夜晚里各取所需，颇感充实。
可是就在第六次时，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
那天，上完家教的儿子准时在10点10分跑到电影院门口找妈时，妈却不见了。
“妈妈一！”小虎开始四处寻找，后来不得不大声叫喊。
“小……小虎，我……我在这儿呢……快来扶我一下。”黑暗处，有个变了调的声音在呼救。
小虎紧张地奔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妈妈倒在了地上。“妈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伤得重吗？妈我扶你起来！”
李倩什么话都没敢对儿子说，只推说自己摸黑摔了一跤。等到儿子叫来一辆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后，她忍不住回到自己的房间捂着被子伤心地哭了起来。她足足哭了大半夜。我采访时间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李倩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出了实情。
那天，李倩像往常一样，独自依偎在电影院门口的一处灯光下看书，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身材蛮壮实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手里拿了两张电影票对她说：“大姐，我的朋友今晚没来，这儿多了一张电影票，扔了也浪费，你进去看看吧。香港片，消磨消磨时间。”
李倩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下这突然的“友好”，便被对方热情地拉进了影院，并在那小狄子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电影随即开始了，银幕上出现着男女主人公不断热吻和拥抱的镜头，场内人并不多，里面静得出奇。许久没有在电影院感受过这种场面的李倩，似乎也被银幕上男女主人公的情绪感染了，内心深处那份早已冷却的情绪此时此刻不知不觉涌进了血管……就在这时，突然她感觉有一只并不老实的手碰上了她的腰际，先是停在那儿没动，见她没有反应，便开始大胆地向她的前身上部移动起来……
“干什么？”李倩低声而又严厉堤爨头责问送她票的那小子，随后站起身就往外走。
“大姐，你别走呀！”身后，黑暗中他在喊她，并顺势扯住她的衣角。
李倩抬手狠狠地一甩，大步出了影院。她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骂自己“活见鬼”！
“大姐，我可不是鬼，我可是你的小亲亲呀！”
李倩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正是那个想在黑暗中动手动脚的无赖。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使出全身力气，想抬高声音吓退对方，可声音不仅没有丝毫的严厉，反而多了几分颤抖。
“嘻嘻，大姐是这儿的常客了，何必耍弄小弟呢？”那无赖嘻皮笑脸地凑过来，满口秽语：“怎么，你是嫌我太嫩？错错错，大姐，也许天太黑，你不小心看偏了眼。不信你伸过玉手摸一摸便知……”
李倩吓得连连退了几步。但她知道此时此刻必须自己给自己壮胆，于是便提高嗓音斥道：“你这个流氓，滚开滚开。要不我喊人啦！”
阴暗的灯光下，那人先是一愣，也许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弄错了人。良家妇女也该收拾收拾。“妈的，你不想干事，可也不能白白浪费老子的钱财呀！”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一下没弄清对方的意图。
“装什么蒜，给呀！老子总不能白贴了半天陪你呀！”
原来他是要电影票钱呢！李倩赶紧哆哆嗦嗦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十块钱：“给，还给你票钱。”
“嘿，你妈的拿我当猴耍呀！”李倩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那只有力的手早已向她伸来，抢走她钱包又猛地一推，将她推倒在马路边……小虎喊她的时候，那混蛋其实刚刚离开不久。
李倩没有将这事的全过程告诉儿子，但就因为这可怕的一幕，小虎的家教从此结束了，是李倩主动向儿子提出来的。
被请家教折腾得又气又恨的李倩虽然不再想为儿子请什么人辅导了，但为了能让儿子的成绩上去的心思却丝毫未改。随着高考的临近，李倩的劳神简直到了极点。
进入高三后，小虎的成绩显然比以前有所进步，李倩站在儿子面前，笑着拍了拍小虎的脑壳，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咱娘俩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内因在发生作用。”儿子并不客气地回击道。
李倩点点头，说，嗯，这一点应当给予肯定。问题是你的进步还不能保证高考的绝对把握，必须进一步加大“内因作用”。对了，我已经根据你在班上所处的中游水平，特意为你制定了一个“半年赶超计划”，就是用六个月时间，每月赶超班里两名同学，二六十二，这样半年下来，进入高三后一个学期，你的成绩就可以在班上达到前三名水平。这叫“量化赶超法”。
“量化赶超法？”正在埋头吃饭的小虎，一听老妈的新花招，嘴里的半口饭再也没有咽下去。放下饭碗便进了自己的小屋，再不想答理谁。
李倩才不管儿子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后面赶着，他是不会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据李倩的“侦察”和“刺探”得来的经验：要想让孩子成绩突上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做题，二是巧做题。
第一条可行的路说白了就是多花时间。为此，李倩给儿子小虎的作息时间作了最详尽的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再做由她亲自选定的辅导资料二十题，文理各一天。第二天六点起床后用十分钟洗漱，再用半小时对前一晚上做的题进行检查，然后是十五分钟的早餐时间。留有五分钟机动时间作上学前的准备。周六星期天当然是全天候的复习与做题，其早晚时间与平时一样。
小虎对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认，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时间已经被无情地填满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机器运转，条件是我的个人行为将同样全部机械化。
“什么意思？”李倩对儿子这一怪怪的问题不明白。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分分秒秒给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应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时你得给我把热牛奶吹凉了，鸡蛋壳必须剥好，同样，晚上睡前也必须把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等我洗完后再倒掉，最好还扶我上床——请别打断我，应该还用音乐为我催眠什么的。”
“你——！”李倩气得直想发作，又被儿子将了一军。
“先别急，如果我说的不成问题，那老妈你的要求我也答应。”小虎两眼盯着母亲，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长叹了一声，说：“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儿子头也不抬地搁下饭碗就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开始“练兵”，儿子在“规定”时间段里做得一分不差，倒是当妈的李情有些极不自然：热牛奶有些烫，小虎夸大其词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凉吹凉呀”，看着儿子在一旁扮着鬼脸看自己忙手忙脚剥熟鸡蛋壳的样子，李倩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俩又开始了“规定”项目的分工……12点差7分钟时，儿子宣告“规定项目”全部完成。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李倩，赶快为儿子端来洗脚水，等刚倒完洗脚水，躺在床上的儿子又大呼小叫地嚷着“催眠曲”没有打开，大约十来分钟后等到儿子“呼呼”入睡时，疲惫不堪的李倩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说好的事就得坚持，否则前功尽弃。李倩咬咬牙，一个早上一个夜晚地跟儿子“开仗”。十几天过去后，俩人之间的“分工”，渐成习惯。只是有一日把李倩气得忍无可忍，那天早上她正忙着为自己上午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而做准备时，儿子则在外屋大声咋呼起来：“妈，不行不行，你耽误我时间了，怎么没有把鸡蛋壳剥好呀？”
正忙着的李倩一听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谁知儿子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你——”李倩大怒，从里屋冲出来，拾起桌上的鸡蛋，就扔在了儿子的脸上：“我看你会不会剥！”
接下去，便是母子俩的一场激烈争吵。李倩为此班也没上成，自己采访任务也搁下了——那天她在家里关起门哭了半天。儿子放学后回来就钻进了被子，什么作业都没做。
最后着急和投降的，还是当母亲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开始，李倩无可奈何地对儿子说，是你妈不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明确分工。该我做的全部我做，该你完成的你也必须完成。小虎没有说话，同样机械地恢复了以往的做法。
只是事过三个多月后，令李倩更发愣的事发生了。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吃完晚饭，照例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李倩呢，则在自己的卧室赶着一篇明天就要发排的新闻稿。像通常一样，过10点半后，她就会轻轻敲一下儿子的房门，问问儿子饿了没有，想吃点什么夜宵。
“儿子，说话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问了几声。
背对着她的儿子仍然不说话，直挺挺地坐着，并没有像睡着的样子。于是李倩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儿子的模样时大吃一惊：以往虎头虎脑的儿子，今儿个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儿，两眼朝着黑洞洞的窗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怎么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劲地摇晃儿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泪时，儿子总算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句话：
“其实我对考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妈，真的，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情惊愕得半天没把张着的嘴合拢。
“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脚。可儿子说的还是上面那句话，任凭妈妈怎么跺脚，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这一回，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闻的人，平时见多识广，小虎突然出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当妈的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学的愿望将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还是机械地在6点起床，可这回当妈的李倩在单位，因为儿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学后，李倩总感觉那几位家中也有正在准备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总用异样的目光在看着她，而且让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每一个笑声似乎都在有意嘲讽她。
“有什么好笑的？”一天，李倩实在受不了了，便拍案大怒。当时编辑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在轻轻骂她：“准是也得了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呢！”李倩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在编辑部又哭又闹了一场。当她被单位的一个主任送回家时，她一下想到了自己没了脸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头看看愣在一边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场……
然而眼泪救不了儿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小虎的父亲因为工作忙，放下几千块钱又离开了家，小虎的爷爷奶奶倒是与李倩一样着急，但又急不到点子上。怎么办？李倩想来想去仍不愿轻易放弃小虎的高考，因为从老师那儿知道，小虎他们的课程实际是早已学完了，现在直到高考，所有时间里就是重复地做各种试卷，没有新课。这情况让李倩产生了一个念头：儿子不去上学，只要安排好，一边治疗一边照样可以争取参加7月份的高考。到时候也许让那些笑话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惊呢！
行，就这么干！目标一定，李倩倒是心情平静了许多，对小虎的治疗也进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须把小虎学校每天的学习安排弄到手，这样就尽可能地让儿子与班上的同学复习内容接近。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倩又是塞红包又是说好话，跟小虎的几个任课老师达成“协议”——每天放学之前，她到学校把当天复习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回家给儿子布置。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特费时间和精力。李倩每天要准时赶到学校，否则人家老师就回家去了，这就等于影响小虎后一天的学习。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时，而任课的老师也常常有其它事不能在约定时间跟李倩见面。有一次为了等物理老师，李倩左等右等了三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生病住院没有来！在西北风里冻了几个小时不说，第二天李倩还不得不掏出一百多元钱买了礼品上医院看望人家。不这样做还能有什么法子？拖着疲倦不堪的双腿回家的李倩，瘫坐在木椅上，对着镜子里那似乎一下老了几岁的影子，那辛酸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淌出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李倩充当着有病的儿子的“家庭老师”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儿子的学习上，其实她的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为儿子准备这准备那，好在报社的工作弹性很大，这使李倩有机可乘，否则换了那种上下班都要签到的企事业单位，她李倩早被老板“炒就鱼”了。
时至1999年7月的那个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气突然异常凉爽。当几十万家长和考生山呼万岁满脸笑意地走进考场时，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她只是朝儿子点点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她感到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辛辛苦苦全都白废了。哭过之后，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我安排你做题，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俨然像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妈，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其实着魔的倒是我，因为孩子还在家里治病，能够稳定就行，所以凡是听说外面有什么对高考有好处的事、名师开的复习班，我几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不，你都看到了，为了这，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开些，高考虽然重要，但儿子毕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话这么说，可是儿子已经这个样了，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今后他这辈子还会有什么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来。
也许这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父母想的同一个问题吧！我不能不再次深思。
猪棚陋室里扶起两个娃儿上大学
在采写这部作品时，正值1999年高考的最紧张时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的新闻消息，于是便决定去采访“宏志班”毕业生们的家长。
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向我介绍的第一位家长。高金英现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讲起高全根一家为了孩子求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高老师把高家的地址抄给我后，第一次我竟然没有找到。因为高家没有电话，我只能估摸着节假日他家应该有人，所以就在五十周年国庆放假的那几天里找他们。
这一日，我骑车去崇文区幸福大街的樱子胡同寻找高家。关于北京的穷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过一些贫困家庭，但此次高家采访却又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穷人还有那么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个“门”字形三层简易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我估不出来，反正从我踏进那个所谓的院子时，就得注意两边搭建的小棚棚可别碰了自己的头，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三点，可那楼道里得摸着黑走，因为狭窄的通道上既没有照明，更没有一个窗子，各家堆放在两边的物品使留下的通道刚够过一个人。走道一侧还有一个公用水笼头，那水笼头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锁箱。接我上楼的高全根师傅告诉我，他们一层楼的人全都在这一个笼头上用水，所以大家有个习惯，一到规定时间就得把笼头锁上，以防浪费或另层楼上的人来窃水。我听后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网上购物时代了，可这儿的百姓还在过着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呀！一点没错，当我走进高全根家时，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
老高的家只有一间房子，总面积十五点七平方米，没有厨房，更没有厕所，也没有内间外问之分，里面竖排着的一双一单两张床，双人床上面搭一个小阁层。老高说他两个儿子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睡在上面。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无法睡下四个成年人。老高苦笑着解释，1996年3月他住进这儿后，就没有一天是全家回个人同时在这间房子里睡过，如果孩子回来了，就是他和妻子到单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学住在学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团圆”。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就剩一个三展桌和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二十时的新电视。老高说这是他家为“迎国庆”多年来添过的惟一的东西。我听后心头直发酸，是啊，建国都五十年了，就在我们首都北京，竟然还有像高全根这样的贫困户！老高很客气，要给我烧水，我说不用，他非要烧，可他家连个水壶、水瓶都没有，只能用那个做饭的大铝锅，搁到走廊里他的“露天厨房”去烧。
当老高用双手端着大铝锅为我倒水时，我不由感叹地说你这儿太艰苦了！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却连连说：“我们全家已经知足了，很知足。”
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明白。
老高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房子还是北京市市长亲自批的，要不我全家现在还住在郊区的猪棚里呢！”
看我惊诧不堪的样子，于是老高便给我讲起了他作为北京知青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学而有过的种种辛酸经历——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县人，1957年来到北京的父亲身边。1964年上的北京43中学。两年后，“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出来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个人团的干部，在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时，老师问他能不能带个头？高全根说行，随后拿起笔就写了下面一行字：我，初三班高全根，坚决申请到内蒙。写完后就交给了学校。回家后他也没有让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当时他们也拦不住。”高全根说。没几天，军宣队就批准了他和班上的另外十五名同学，一起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说他们不是兵团，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时，与高全根一起下乡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没门路又穷得叮当响的高全根还留在当地。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对他说当地的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要招工，问高全根去不去？他说那就去吧。就这样，他被幸运地招到矿上当了一名每月拿八十二元工资的挖煤工。这在当时，能从牧民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简直就是进天堂一般。但那里毕竟是个风沙和冰雪围聚的戈壁滩，矿上的生活也极其艰苦。那时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矿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结了婚，之后就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全家人就靠他一个月八十二块钱工资维持着。到了80年代中后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为当了矿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一个孩子送回北京。到了1992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说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把全家迁回来。已经离开北京二十多年的高全根觉得这是个机会——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大学上，所以便托人联系了京郊的一个接收单位，于是全家回到了久别的北京。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令高全根这位北京人面临了许多他想像不到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子问题。
接收单位说了，我们可以勉强接收你，但房子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北京有色金属粉末厂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这样的工种一般人不愿意干。然而一个四口之家不能没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内蒙农村，随便搭建一个小棚棚没人管你。在内蒙苦了二十多年的高全根，没有想到偌大的一个北京城，竟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着急啊，大儿子已经进高中了，小儿子也快进初中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怎么能让孩子上学读书呀！自己的一生也就这么着了，可孩子的路还刚刚起步，不能耽误啊！他高全根难就难在他是个穷光蛋返回北京的，且还拖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读书的孩子。高全根在那接收单位一个月也就六七百块钱工资，他用这份工资养活全家四口人，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余钱在城里祖房？无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帮助。朋友把他带到市郊十八里店乡周庄一队的一个猪棚那儿，说这里有个猪场仓库反正也是闲着，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钱。老高还没看一眼是什么样的地方，一听不要钱就连声说“行行，不要钱就行”。
高全根就这样在离别北京二十多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住下的“家”。那是什么家呀？大儿子第一个进的猪棚，又第一个“哇啦哇啦”地吓得从里面逃出来：爸，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猫似的！老高不信，哪有耗子比猫大的事嘛！他进去了，脚刚刚跨进去，突然从一堆草窝里“噌噌”窜出两只硕大无比的耗子！老高惊呆了：犹豫了，可他想不出还能为妻儿找到另一个可以跟这儿相比的地方——这儿不要钱，什么都不要。
“那几年怎么过来的，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说，“也不是我这个人好将就，或者说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家庭好将就，没办法，我当年离开北京时就带着一床被子和一本语录，现在回北京时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大儿子回来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场梦。我跟妻子和孩子们经常说，我们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现在户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气了，其它的咱们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听话的，他们跟着我已经吃惯了苦，但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这种苦，和其它的苦不一样，这才叫苦呢！是那种不像人过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几年那么难的情况下，也没有耽误过孩子一天的课。住猪棚后，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自己也有一辆，是送他们两个，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乡到最近的南城边也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很长一段路没有公共汽车。我每天要很早起来，五点来钟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换两次车，再骑自行车在七点左右到校。约摸六点来钟，我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饭再带妻子出门，将她送到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让她好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之后我再蹬车上自己的单位。晚上也是这样，先把妻子接回来，再去车站接儿子，每天儿子们回来最晚，不会早于八点钟。我看着孩子很争气，他们从来不吭一声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猪窝，前面没有门挡，后面的窗没有玻璃，冬天刮风能钻进被窝，夏天最难受，蚊蝇到处都是，蚊帐根本不管用，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嘴已有一厘米长、身子跟苍蝇那么大的蚊虫！我说我也没有见过，这只有在多少年没人住过的野棚草窝里才能见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了，可两个儿子不行，他们要做作业。冬天他们只能在猪棚的外面石板上做。你问有没有电灯？哪会有呢！是人家遗弃的猪棚，不会通水通电的。我们做饭靠的是煤炉，孩子看书做作业用的是油灯，一直是这样。冬天冷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大概我们在内蒙古呆的时间长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难了，猪棚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用过了，那虫子蚊蝇横行霸道，我们一家就成了它们袭击的对象。每天一早起来，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的，我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再新的蚊帐也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们……”
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四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经我手到底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十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国语学院，考了534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家庭的子女们特设的班，学生都是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起码的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当她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里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问题。
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里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搬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一间十多平米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一个我们早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它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老高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十七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涮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就只能这么紧巴着过。因为我这辈子没啥可追求的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苦命的知青父母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真正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就为数更少。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中国一个特有的悲剧。
这或许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来越让入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国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那样表现出如此的狂热。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强化了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的那种“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有。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嘛！”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分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档案，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就觉得自己社会对我们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动呢。”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学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特意天天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在我保证不说出她的真名后，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访。
我这里你她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乡的，还没有读完高中，她就随着学校一声令下跟同学们到了山西吕梁山一带插队去了。她与当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样，是瞒着家长自己硬把户口迁走的一一那时候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她本来因为年少体弱可以分配到条件好一点的乡村，但由于“革命意志坚强”，要求到最穷的山区落户。就这样，她在山西的运城地区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了。那是个几乎了世隔绝的穷地方，上乡里的小镇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大姐到这儿插队，住在一家有三个儿子的老农家，主人待她不错。特别是每当生产队分给她重活累活时，这家当家的老爷子就嚷着叫三个儿子帮她干。日久天长，章便把这儿当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后来她在北京的老母亲去世后，便跟这家房东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在她插队的第三年，房东大妈给她从城里扯了一块的确凉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随后问她愿不愿嫁给她家的三个山伢仔中的一个？章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最后还是这家的老爷子选定的——嫁给二伢子吧。就这么简单，她就当上了这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她的丈夫年龄与她还算相配，大三岁，而她的大伯子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是光棍。当了人家的媳妇，接下来自然就是生儿育女了。到1980年那会儿，那些当年与她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时，章的大孩子已经八岁，小的也有六岁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没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泪，偶尔站在黄土高坡向自己的故乡遥望一眼，像是做错事似的很心虚。岁月的沧桑已经使她渐渐淡漠了自己是个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和身边的两个孩子，当作了生命中全部的希望寄托。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她：根据政策，你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个已经枯萎了的“北京情结”之苗，仿佛在这一夜间猛然焕发出了活力。那颗死了几回的心一下子被打动了：坚决送娃儿回北京上学！
不管丈夫怎么嘀咕怎么啰嗦，她在家里第一次表现出了不容更改的坚定——孩子一定要送走！送到北京去！
北京，我的北京啊！多少年来，章第一次站在黄土高坡上，使出全身力气，对着自己的故乡方向，大声高喊。
她给北京送来的是小女儿。为了送谁回北京，丈夫还跟她吵了一场。丈夫的意见是送儿子，而她则坚持送女儿。“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别人生孩子外还有什么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儿子，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不是妈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妈现在还有哪点像城里人？哪点像北京人呀？妈不能再让你妹妹一辈子像我一样的苦命……”
临走那天，她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看着送儿子的拖拉机开出几道山弯，她才与女儿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别的北京。
啊北京，多么熟悉而又极其陌生的北京。章虽然在插队后的二十几年中也多次回过北京，可当她此次领着女儿重返北京，细细观望亲爱的故乡时，她才真的感到故乡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她这个从小生长在这儿的老北京人有种完全找不回自己曾经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的感觉。她伤感起来，眼泪不停地流，害得一旁的女儿连声说：“妈，要不我们回山西算啦，这儿不是我们的家。”
“胡说，这儿才是你的家。记住：有谁问你时，你要一点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你是真正的北京人！”她要满嘴山西口音的女儿发誓。
女儿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母亲的话，孩子哪里知道母亲让她牢记这话的真正含意。
章把女儿带到北京后，遇到的头件事是给女儿找所学校，哪知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弄得章不知如何办才好。章在北京的亲人除了两个哥哥外，没有什么人了。章自己的父母在前几年就谢世了。虽然两个哥是亲的，但天各一方，再说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学毕业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后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可后来拆迁全都变成了公房，这样一来等于章在北京的根也没了，她女儿的落户问题，也是她同两个哥哥前后商量多次才定下的。最后还是大哥心胸宽敞些，章的女儿就落在大舅家，可大舅妈说孩子住的地方得另外想办法。章看看大哥家的情况也确实为难，一个小三居五个人住着已经够呛。章便和二哥二嫂商量，因为二哥家也是个三居室，两个女儿一个快要结婚了，另一个刚上大学，挤挤应该是没多少问题。但二嫂一脸不高兴，碍于面子没对章直说。
“这样吧，正好我们一楼比别人方便些，我给孩子在门口搭一小间出来，要是她嫌，以后我就跟她换，妹你看咋样？”二哥显得无可奈何但毕竟是真诚的。
“行，娃儿能在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成。”章没有特别的要求，能让女儿有个睡觉的地方便是阿弥陀佛的事了，还讲究啥？再说哥哥怎么着总是自己人嘛。
女儿落脚的地方就这么定下了。之后是上学的事。谁知这事让章好一通劳神和操心。附近的两所中学都是市、区重点，人家借口说孩子的基础太差，婉言谢绝了。章便跑到跨区的另一所三类中学，那个校长还算好，因为他曾经也是位知青。不过校长说：“插班的照顾我给了，但学校现在负担也重，你孩子上我们学校，肯定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为了我好向大家交待，你得给学校意思意思。当然你量力而行啊。”人家说到这份上，章也只有满口“那好那好”地回答。不多，就四千元。可要章拿出这四千元就等于要了她的老命！带孩子离开山区时，丈夫把全家的积蓄一个子不剩地给了她，那也就是两千来块。除了用于车费和给两个哥哥家买了点见面礼外，章口袋里就剩一千五百来块。孩子上学是大事，也是章为了圆自己回北京梦的全部希望所在。无奈，她只好硬着头皮向大哥二哥伸手借。钱是借来了，可她与两个家的关系从此变了味。二嫂当着她的面对自己的丈夫说：“往后咱家的日子就像中东地区一样，没个安稳了。”章把泪水噙在肚里，脸上还只能装出一副笑脸向哥嫂们告别。
“娃，以后手脚勤快些，二舅家刷碗洗菜和做饭的杂活你多干点，不要贪玩贪睡，啊！记住妈的话了没有？”
“嗯。”女儿的眼里噙满泪水，嘀咕道，“妈……我害怕二舅妈。”
“有啥怕的？她是你亲戚，不许你对舅妈犯嘀咕！啊，听清楚了吗？”章很生气地说。
女儿突然“哇”地一声扑在章的怀里：“妈，我想跟你回家……”
章更生气了，“啪”地抽了女儿一个耳刮子，斥道：“你要是不给我好好在这儿念书，就哪儿都别想回！”
女儿再也不敢多嘴了，低着头，眼泪依旧“啪嗒啪嗒”地往下掉。章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可当她转身走上西去的火车时，泪水一下像断了线似的往下流……
“北京啊，你是我梦里也在思念的故乡，如今为什么我在你的面前像个过路的陌生人？难道你真的永远把我们这些知青和我们的后代给抛弃了？啊，北京，你能告诉我吗？北京——”章两眼凝视着渐渐消逝的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轮廓，心底在凄楚地高声呐喊。
章大姐的女儿留在北京，留在自己的哥嫂家，可是对一个从小在封闭的山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可怕的。不说学校里的同学始终把她当作“外地人”对待，也不说她根本没有伙伴带着她熟悉这个本应同样属于她的城市，单说在舅母家的日子，就让她有种难以诉说的孤独和被歧视的感觉。
女儿从舅母和两个表姐的眼里看得出她们对她的到来并不欢迎，她也知道这个家里舅舅并不能成为她所依附的靠山。她记下了母亲的话：少说话，多干事，手脚要勤快。为此，她早上先于大家起床，然后帮助烧好开水，做好早饭。但她学不会煮奶，常常把舅母给两个表姐订的三包牛奶煮得只剩几小口，要不就是干了锅。
“你是看着表姐们吃奶生气怎么着？”舅母终于发怒了，再也不让她做早饭了。
母亲临走时吩咐她，城里人一般吃完饭不爱刷碗，你就眼尖点，等晚饭后人家看电视，你去把碗刷了。她照母亲说的去做，主动冲洗收拾一大堆狼藉的锅碗勺盆……
“这都是谁洗的呀？油乎乎的，脏死了，还不如不洗呢！”小表姐一边拎起一只碗，一边斜着眼看她，然后娇滴滴地冲着自己的妈叫道：“妈你快看，这碗上的油渣都是什么时候的呀？”
舅母赶过来，看了看她洗的东西，嗓门一下子大了：“笨得出奇，洗几个碗都不会，就只会白吃白住！”
她委屈地躲进自己的小屋，眼泪哗哗地流透了小枕头。二十瓦的昏暗小灯泡下，她含着泪给远方的母亲写信：“妈，你快来吧，我不想在这儿念书了，我想离开舅舅家……”
女儿的呼声像箭一样刺痛着章大姐的心，她不敢耽搁时间，怕女儿在陌生的地方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才走三天又回来了呀？”当她跨进哥嫂家时，嫂子一脸的惊诧。
章大姐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顺口说怕孩子在这儿呆不惯。
“怕是在我们这儿受苦吧？真是笑话，在北京好好地住着，难道还赶不上山西那个穷地方呀？”嫂子拿话挖苦道。
章大姐脸上陪着笑，心里却阵阵作痛。她走进女儿的那个楼外搭的小棚，一股扑鼻而来的气味让她无比恶心，“这孩子，大热天的，也不知冲冲澡？咋啦，身上怎么那么多红斑？虫咬的？”
“妈——呜呜呜……”女儿哇地一声，扑在母亲怀里哭得两肩都在颤动。
“她们什么都不让我……等我洗澡时就说换煤气怎么怎么不容易，我说小屋蚊虫多有没有蚊香点一下，她们就说山里来的人，皮肉都像树板似的，还怕小蚊小虫？一次我来例假，用了一下表姐的舒而美，她就骂我说你也配用这？我就只好等她们用完后扔在厕所里偷偷捡起来洗净，然后在这小屋里阴干后再自己用……妈，你带我回去吧，我不想在北京上学了……”
“啪！”母亲有力的粗手掌打在女儿的脸上。“你敢！”章大姐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那重重的巴掌仿佛打在自己心头。
她左思右想，决定让孩子搬出舅舅家。可是到哪儿去呢？她找到居委会，居委会说这事她们管不了，再说你们父母都不在北京，孩子就得有监护人负责，其他人谁都担当不起。
无奈，章大姐想起了几个中学同学，可是多少年没有联系了，她凭着依稀的记忆，找到了这些同学的家。当她推开老同学家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认得出她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山西大妈”的二三十年前的老同学了。
几番诉说，几番眼泪，老同学开始伸出了友谊之手。有位在国家机关当处长的女同学说她可以从自己的下属那儿借间库房给她女儿暂住。“不过北京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我不放心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儿。”老同学说。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随口说道。
“这就好。”老同学放心了。
章大姐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怎么陪女儿呀？
事情已经没了退路，不这么着，孩子就得重回山西，永远别在北京读书了。不不，章大姐咬咬牙，说什么也要让孩子能替自己回到北京，能读上大学！
为了保证能供孩子上学，她必须在北京找份活干，为此她托人办了个卖菜的执照。每天都得四五点钟赶到大钟寺市场去批发，然后蹬车回城里的固定摊位。不管刮风下雨，必须天天出门。但天天出门并不一定能把菜卖掉、赚到钱。有一个夏天，章大姐想着要给女儿交下学年的学费，就跟着人家多进了些西瓜，哪知一进货就下了几天雨，好端端的西瓜转眼烂成了一锅粥。一着急，章大姐连发了三天烧，卖西瓜没赚钱，住院看病反倒付出了三百多元。气人的事还多着呢，有一次卖菜时，一个男人明明给的是一张十块钱票，章大姐找还他四元八角后，那人就大叫大吵起来，说章大姐有意赖他九十元钱，开口就骂：“你们卖菜的这些外地人就知道黑北京人！”章大姐有口难辩。
最令她伤心的是，人家根本不把她当北京人看待，那种受歧视的点点滴滴，使她从此放弃了卖菜生意。
后来她又当过环保员，扫过街，管过十几个厕所，甚至还干过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其它好多种北京人不会相信、也不会注意的活。“北京城里，只要你能说得出的脏活累活，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章大姐说。
这些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女儿能在北京上学，能考上大学。像所有家长一样，她更担心自己的女儿成绩跟不上，她也尽自己所能帮女儿。没有钱买辅导资料，更没有钱请得起家教，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办法。比如她主动到开高考辅导班的学校义务打扫庭院，跟那儿的门卫师傅和上课老师搞好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听课的孩子们热菜买饭，然后求人情从老师和孩子手中借一本辅导教材或者听课记录，再回家一个字、一道题地为自己的女儿抄下来，第二天再还给人家。章大姐说她在女儿后来上高中的三年里，曾经到不下十几个高考辅导班当过义务工，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书店里帮女儿从《海淀考王》等众多高考参考新书上抄下复习题。最后连不少书店的员工都认识她了，也就例外地允许她进行“现场盗版”……
那年9月，当章大姐把女儿送进大学校门后，她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本该留在北京这样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看病，但她没有，她怀着对还在山洼洼里辛勤劳作的丈夫和儿子及那个属于她的家的一片眷恋之情，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赶毛驴的鞭子……
英雄落泪为娇女
建刚是边防部队的上校老参谋，也是我国南方海疆缉私战线颇负盛名的英模。当年我在武警部队搞新闻时，建刚曾接受过我的采访，所以我们比较熟。他满脸胡子茬，性格具有天生的军人气质。当年他就是凭着这样威严英俊的形象，把女大学生赵梅“骗”到手的。说“骗”并不过分，二十年后，已经从女大学生变成某市国土局科长级公务员的赵梅，谈起当年她与建刚的婚恋史时，就直言不讳道：“当兵的对象，十有八九是骗来的。”
这次她是特意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老家赶来与丈夫“和好”的——这话是建刚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我当时正想了解一下军人家庭对子女的高考情况，便当然地想起了建刚老弟。我知道他家的那位“千金”也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正巧，他女儿将是21世纪第一批考大学的学生。建刚在电话里说：“你的弟妹正在我这儿探亲，她的目的就是拉我回去给女儿找路子补课。你说我哪有时间？这不，一来就跟我闹别扭……”
建刚的部队在紧靠南海的海滩上，每天头枕波涛，条件比我十几年前见到的要好多了。“但任务却比过去也重了几倍。”当年英俊潇洒的建刚如今也已两鬓斑白，因为过度的海上生活而变得十分“沧桑”。
“你写孩子们高考的事实在太好了。我可以说，没有哪个阶层比我们军人家庭在子女高考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再大再难的了。先说我们当兵的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先天不足。像我们这些在一线当兵的，大部分是农村出来的。提了干后，就想改变一下祖宗的生辰八字，弄个城市户口的对象，为的是从我这一辈人开始也‘吃商品粮’——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其实我们那会儿太在乎吃不吃‘商品粮’了。但是在城市找对象，真的想找个愿意跟你一辈子并且甘愿长期独自孤守在家的女人可是不好找呀！能找到，但大多数不会是很有知识层次或者家庭背景好的。我家的赵梅一直说我是把她骗到手的。你想假如我们不是当年借着威风凛凛的军装和军功章，外加保证尽快转业的许诺，人家堂堂大学生谁愿意嫁给我们这些傻大兵？她们哪里知道，一旦嫁后就由不得她们了。再昔再累你也得受着，再寂寞再孤独你也得忍着。就是到了真想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咱是军婚。一年一次的牛郎织女探亲假，什么事都干不成，但生儿育女的事倒是不耽误。可孩子出来后事就多了，女人的心思差不多全花在孩子身上。入托、上学接送，从小学到中学，当母亲的确实太不容易。可我们在部队里也没闲着呀。我们是在海上缉私，越是岸上的人在逢年过节万家团圆时，他狗日的就有人从浪底里钻出来疯狂地走一把私货。十几年来，我有大半的探亲假被走私分子的猖狂活动搅掉了。难得回家一次，‘报仇’似的跟老婆粘乎在一起，想补回‘干旱’的日子。所以孩子的事有意无意地被晾在了一边，等到想起这事时，假期又到了。老婆拿出女儿一叠叠打着‘×’的作业，无可奈何地朝你摇摇头，只好说一声：得了，再说吧，不要耽误了你惶炜队。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妻子的理解，也一次又一次地在歉意中吩咐女儿要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惶炜队后，成天忙得时间不够用，甚至连想老婆孩子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我确实还真想起了她们娘儿俩，可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因为我正躺在医院———次出海行动中我被走私者用枪击伤了胳膊。在流血和面临死亡时我想起了她们，但我只能默默地呼唤她们的名字，连一个电话一个电报都不敢打，怕她们知道后吓出病来……这就是军人的苦楚，常人没法感觉和体会。但我们军人的家庭却也有子女要上大学呀。我们的孩子往往由于身边缺乏大人的照顾和帮助，成绩总不理想。怎么办？我不是不想，可我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现在高中生考大学也太玄了，孩子们的学习比我在前线打仗还紧张。打仗嘛，拼点勇气拼点机智还能夺个全胜，孩子们考试咋比打仗还费劲？你弟妹告诉我，说女儿自上高中特别是进入高二后，每天都要学习和自修十七八个小时以上，说就是这样作业还常常做不完！我感到不可思议。老婆对我说，你在部队帮不了女儿多少忙，但两件事你必须做，一是每月保证寄回八百元钱供孩子学习用，三百元是孩子的生活费，还有三百元是孩子周末周日补课费，还有二百元是买学习资料用的。你是知道的，我一个月连海上补助也就是一千块出头点。每月家里抽走八百块，我的日子怎么过？老婆对此毫不留情，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冲啊杀啊完了就没事了，我们娘俩可不行！孩子要跟上人家的学习水平，起码的投入一个子也不能少。无奈，我只好自己断烟断酒，连上街都不敢轻易去一趟。你知道我老婆孩子在西北的小县城，要啥没啥，特别是孩子学习用的复习资料，很难买到。不像我们南方大城市方便。老婆来信说我女儿上一届的几个高考考得好的孩子，就是通过亲戚朋友到北京和广州等地弄到了几套好的‘名师指导’复习资料。去年9月，女儿上高二面临分班时，老婆把给女儿买学习资料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是可以完成得好的。谁知那天我正准备上街，上级突然下达命令，说据情报获悉，近日有个特大走私团伙将出现在海上，命令我部全线伏击，争取一网打尽。接到命令后我立即投入了战前的部署，当晚率领四条快艇出海。走私者非常狡猾，在我们静候伏击的两天两夜中根本就没露面。第三天傍晚8时许，海面突然刮起大风，呼啸的海浪把我们的战艇时而掀至海底，时而抬到浪尖。根据惯例，这种时候走私者往往要真正出现。果然，大约在夜间10点左右，两艘走私船乘着海浪的呼啸，由南向北快速行驶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他们忽儿加足马力忽儿关掉马达，意在不让我们发现。可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我们的目光。当他们进入我们事先伏击的包围圈时，我一声出击的命令，我方四艘战艇像箭似的扑向走私船。走私船一看有伏击，立即加足马力，企图逃跑。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接近他们时，突然从走私船的背部窜出三条小快艇，直奔公海。走私分子显然妄图逃脱法律制裁。于是我便命令两条战艇看住两条大的走私船，另一条战艇和我所在的指挥艇迫击企图逃亡的三条小快艇。当时的海浪实在太大，目标时隐时现。但我们还是追逮到了两艘。在追击最后一艘时，穷途末路的走私分子选择了垂死挣扎，与我们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有五个家伙被我方当场击毙，可是我方也有名战士英勇牺牲。当时我的一只胳膊也挨了一枪子。此次阻击获得了巨大胜利，而我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回到岸上，我就被送进了医院治伤。就在这时我老婆从老家打长途电话到部队上，同志们没有告诉她我受伤的事，把电话转到了我治伤的医院病房。她一上来就追问我给孩子的辅导资料买了没有？我一听知道误事了，只好说还没有来得及上街。她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孩子进不了A班，你自己向她解释吧！就把电话机狠狠地挂断了。当时我真的是伤疼加心疼。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乘养伤机会回家一趟，也算当面向她们娘俩说明情况。半个月后，我回到家，一进门，女儿见我后，愣了一下，突然两眼好凶地瞪着我，然后一扭身子，‘砰’的就把门一关，进了自己的房间，连声爸都不叫。我真是火了，说你个臭丫头，老子为了你和你妈的安宁出生入死，流血流汗，要是你能看一眼你爸身上的伤痕和胸前挂过多少军功章，你就应该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小丫头猛地打开门，从里头伸出脖子，冲着我说，搞错了，你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可不是为了我和我妈的安宁，你是为了别人家的女儿和她爸她妈的安宁！军功章？哼，军功章值几个钱？能给我换个重点中学？能给我换个A班？能以后保送我上大学？既然什么都不能，那就一分钱都不值！这个混蛋丫头！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抽出身上的腰带，就向她挥去。丫头一看这阵势就哇哇大哭起来。这个时候我老婆正好回家，她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夺下我手中的皮带，连说带骂地朝我嚷嚷，说你八辈子不回一趟家，回来就敢用皮带抽女儿？你凭什么呀？女儿长这么大，你操过几天心？你换过几块尿布，送她上过几次托儿所？带她上过几次辅导课？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凭这，你就没资格碰一下女儿，更别想撒野用皮带打人！你听听你弟妹这张嘴，她的一顿训斥，对我简直是火上浇油。我这火炮筒哪受得了她们娘儿俩这般欺辱！拎起旅行包就出了门，蹭蹭蹭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可是越走我的两腿越沉重，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当我再次跨进家门时，这回娘儿俩见了我，双双朝我扑过来。那一夜，我们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了好一阵子。我至今还弄不明白为了什么？想来想去，还是我老婆最后‘总结’的对：就为我们家的宝贝女儿读书的事。唉，说出来叫人难以相信。像我这样在敌人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一丝恐惧的人，竟然为孩子没能上一所重点中学、没能分到A班而泪流满面。中国人为了子女上学的事，真是把人折腾到家了！”
“女儿现在已经高三了，再过几个月，就要作为世纪之交的第一批高考生了。可她的成绩一直上不去。这次赵梅来就是动员我争取在1999年底转业回家，她说如果我们俩人一起加把劲，还有半年时间兴许女儿的学习还能抓得上去。她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还说我在部队立的功勋也不少了，边境上的走私犯是抓不完的，而女儿考大学是头一回，弄不好也可能是最后一回了。你这个当爸的可以不把自己的老婆当回事，但女儿上不上大学是一生命运的重要事情，再不管的话，这个家里还容得下你吗？老婆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确实没有。想想自己年龄也不小了，这回我发誓也私心一回。这不，刚向总队领导提出了转业申请。”
“在本人坚韧不拔的努力下，总队几位主要领导终于点头了……”
我们的英雄在与我说完这番话后，就一直沉默了。看得出，他内心深处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他是军人出身，虽然身在部队时也常常对单调的部队生活满腹牢骚，可一旦真的要离开部队，那种对军旅生涯的眷恋之情，非军人是永不能体味的。
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我决定跟建刚的爱人赵梅聊聊。我感受到一位军人妻子为了儿女的教育问题饱受如此多的负担与辛酸了一一
“世上什么人最孤独？能找得出比军人妻子更孤独的女人吗？不能。我想不能。同你那英雄战友结婚后，我是有准备接受长期的孤独生活的。可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孩子的读书问题竟然比我作为一个女人经受孤独更难以承受。建刚的性格你是知道的，火筒子一个。我在家里受的委屈都不敢跟他多说。唉，什么军人的妻子最光荣，什么英雄的老婆是个宝，那是电视里、歌词里说的好听话，现实生活里谁拿你当一回事嘛！那回我女儿初中升高中时，因为成绩一般，想给她找个重点中学，本想借她爸的光荣招牌找找关系，可人家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人家招生办的干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说现今的英雄劳模贱得连一斤豆腐都不如，想上重点中学？除非是上级特批的烈士后代，那也得看烈士是怎么个死法！你说这些话让你听了气不气？干脆随行就市吧。在我们县城里有三所高考率冒尖的重点中学，每年初中升高中时，这几个中学的校长家门槛就要被踩平。听人说，能进得了这些校长家门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领导的条子，二是一叠叠的票子。我哪儿来这两样东西呀。第一次到某某校长家门前，东凑西借了两千块钱，像贼似的溜进了人家的豪宅。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类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一上来就跟人家坦白说，这两千块钱不成敬意，请校长高抬贵手，收了我女儿吧。那校长掂掂我那只装钱的信封，脸上的肥肉抖了抖，瞅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突然神色变得颇有几分严肃地说，我们为人师表，可不能收受礼品，特别是钱财；至于你孩子的事，容我们研究研究，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招收的嘛。我当时一听简直如同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亮，于是一边像做错了事似的赶紧收起那只装钱的小信封，一边谢着退出了校长家。半个多月过去了，当我还在梦想着等候那个校长的答复时，同事们听说后嘲讽我实在太傻了，那学校扩招的名额早已被各种有条子有票子的人给抢走了。我开始还不相信，跟他们争辩说那校长是个清官。我还把那校长拒收我两千元的事说了。我的同事们一听我这话，都边笑边朝我摇头，说我太不懂‘行情’了。他们告诉我，那校长其实不是拒收你的钱，而是嫌你信封里装得太少了，人家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没听说人家都在背后里叫那校长是‘万校长’吗？就是不到一万元，人家大校长就不会笑纳的。听完同事们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又自惭形秽。我和建刚结婚十几年，带一个孩子，俩人一年的工资能积攒几千元的话也都全部给了铁路买探亲车票，哪来那么多钱呀！我生气极了，心想就是孩子不上重点学校，也不能养那些吸血鬼。于是我跑第二家重点中学，当我叩开这位校长的办公室大门时，那颗闪闪发亮的秃脑袋上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直在我全身上下打转。我一看就知道是个比吸血鬼更可怕的家伙。没法，求人家的事，就得让人家的眼占点便宜吧。可是谁知那道貌岸然的校长，竟然说办公室里不好谈，人多眼杂，咱们到附近的酒吧去谈吧。说着，不等我表态就起身拉着我往外走。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念着女儿上学的事，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后来我们到了一家酒吧，大概那校长是那儿的常客，老板一见他进来便特别热情地将他和我领到一个单间。这类酒吧是我第一次进，看看整个屋子里软绵绵的音乐和灰暗的灯光，我心头便怦怦直跳。那个像灯泡一样发亮的秃脑袋上的一对贼溜溜的眼睛，此时更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不对头，便起身要走，那东西一把将我拉住，贼嘻嘻地开腔道，你不是有事找我嘛？坐下坐下，说着他用力一拉，将我拉到他的大腿上。我急了，猛地将他一推，告诉他，我可是军人妻子，我的丈夫还是战斗英雄！那狗日的，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地大笑起来，说当兵的老婆更需要别人的关爱嘛！瞧他那个德性，我知道这是只不吃到鱼腥绝不叫的淫猫，便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上你的学校？他一听，似乎觉得有戏，便恬不知耻地把那张臭嘴凑过来，色迷迷地说，这可全看你了！说着那双爪子朝我胸前伸过来。我的头嗡的一声爆裂，不知哪来的力气，抬起双手猛地将那狗日的往沙发上一推，破门而出……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听女儿问我妈你怎么啦？怎么满脸都是泪水？我这才忍不住哭出了声……”
我看到赵梅的眼里晶莹闪烁，那一定是拌着苦涩的泪水。
赵梅擦着泪痕，继续说：“这样的事，像我们这些当军人的妻子不知一年中要遇到多少次，而且还只能把泪水咽在肚里，让男人们知道了有时反弄出麻烦。你说说看，他们这些在外当兵的，哪知家里我们这些女人受的冤苦啊！其它的事咱能忍就忍，有辱也吞了。可孩子的事耽误不得呀！那是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啊，真耽误了对得住谁呀？要说嘛，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女人最最难！”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建刚今年转业的最根本理由？”
“可以这么说。”赵梅突然脸色变得颇为严肃，“他为国保边防牺牲了我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十几年生活，这我可以承受，但现在孩子长大了，到了决定女儿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建刚他有义务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尤其是当我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这样想并不过份吧？”
“当然。”面对我们的孩子，即使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和元帅，也该暂且放下手中的指挥刀而去提携帮衬一把，因为孩子们确实是我们的明天啊！
在即将完成此作时，我给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建刚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他和赵梅以及他们的千金的情况。他颇为兴奋地告诉我，他女儿现在的学习大有提高，看来今年的高考是有把握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也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我知道，在中国的亿万百姓家庭里，军人的子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的群体，否则将是极不公平的。
写到这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另一位战友，现在已是某省武警总队的司令员了。他叫张宝光，将军军衔。宝光将军当年与我同在武警学院任职，我转业后他只身到了南方，开始任总队的副参谋长，之后任参谋长，五年前任总队长，去年由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为将军军衔。宝光的家在北京，从小在北京的将军院里长大，后来成为“八一队”的运动健将。他在北京有个幸福的家庭，娇妻娇女，令人羡慕。那年我们一批家在北京的战友“集体”转业进了北京落户时，宝光则到了海南。老实说，我们这些战友对他的举动并不是十分赞赏的，因为当时海南省刚成立，而且武警总队也成立不久，且当时也只是个师级编制单位。我们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未来顶多只是个大校。大校在北京能算个什么？什么都不是，跟进京打工的农民一样多。那时海南特区刚建立，走私和敌情十分复杂。武警的任务非同一般地区。但将门出身的宝光说他就是爱那种冲锋陷阵、惊心动魄的军人生活，海南勤务的特殊性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渴望。宝光到海南后的战斗生活确实并不轻松，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艰辛与危险。那时海南几乎每天都有走私分子在海上猖狂，至于胶林和原始山林里的上匪以及灯红酒绿下的海口、三亚大街上，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也是出现一起。宝光是参谋长，老百姓都以为是大官，其实当兵的人都知道，以他的职位，在每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和处理突发事件时，既是前线指挥员，又是提枪冲锋的火线战斗员。在那些年里，宝光的女儿妮妮在北京读中学，当爸爸的他不仅难有时间回北京看望心肝宝贝，而且连一直陪伴妮妮的妈妈，最后也让他这个参谋长以一条“战事需要”的理由，调到了海南。妮妮知道妈妈要离开自己时，哭得好伤心，但懂事的女儿，擦干眼泪对妈说：“爸爸出生入死，经常要挂彩，有你在他身边会好些的。我会自己管好自己的。”妮妮上高中时，正是宝光带部队执行公安部命令在海南境内全面开展“严打”的紧张日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战斗，几乎天天都是刀光剑影。女儿妮妮写信告诉爸说，我现在的学习太紧张，天天要考试。宝光在巡逻的警车上或是在埋伏的草丛里给女儿回信说，爸爸和你一样紧张，你攻下一道难题，我便在完成一个歼敌战斗，我们在南北战线开展竞赛如何？妮妮说，好啊，我跟爸爸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不过爸爸，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小心踩上坏人的地雷与炸药，你要永远记住妮妮和我妈妈都在等你回家。在很残酷的战斗面前从不掉泪的宝光，读着女儿的信，眼泪忍不住流满两颊。他在胶林中提笔，给女儿妮妮写道：孩子，爸爸用枪声和捣毁匪窝的信号弹为你的高考演奏进行曲……那一年，妮妮在北京挥汗决战黑7月，赢得了高考好成绩。父亲宝光在五指山腹地的密林里指挥部队出击，一举击毙海南建省后最大的犯罪匪首刘进荣，胜利消息传遍海岛，传到公安部和中南海。
妮妮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她至今保存着将军爸爸当年为激励她参加高考写的“军令状”——“努力考取上海外国语大学！”
将门出才女。妮妮说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学子，所以爸爸“发”下了这个“军令状”。“嘻嘻，我成功了！在爸爸的肩头扛上那金光灿灿的国徽章时，我对爸爸说，你的将军衔上有我妮妮的一缕光。爸爸一听，搂着我开怀大笑着说：当然，还有你妈妈的一缕光呢！”
听着将军一家人的对话，我心头顿涌暖意。
毫不讳言，正因为我曾经有过十五年的军旅生活，战友们的家庭似乎更容易接近我的视线。1999年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新加坡开完会回国途径深圳，这是一个我已经有十一年未踏过的城市。与第一次来时相比，深圳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拨通了集体转业到此地的基建工程兵老乡和战友的电话，之后的情景是极其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我至今找不到世上哪一种情谊能够超过战友情的，更何况迎接我的是一群我的老乡战友！
望着深圳一座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忍不住在内心感叹道：深圳，你真该感谢我们的基建工程兵战友。80年代初，一位老人在南方划了一个圈，于是中国就有了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的大特区。而正在老人划圈的时候，他又在军队建设上重重地画了一笔：裁军百万。我的基建工程兵战友两万余人服从命令，南下到了初期的深圳。那时深圳只是一个荒偏的小镇，我的战友告诉我，他们在前几年过的日子完全可以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住的是小毛坯房，吃的是自己垦荒种出的菜，干的是最苦的活——整天挖沟打洞修大路。“我们不少人都是北方长大的，从来没有到过南方，更没有见过像苍蝇那么大的蚊虫！吃下一口东西，得往厕所跑三趟，唉，那日子现在想都不愿去想……”在我的两万多名战友中，现在不乏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但只要他们回忆起当年经历的战斗生活，都会流下眼泪……
这些都是昨天的事了，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上高中或开始考大学了。然而当我就子女上学问题采访他们时，却意想不到这些特区“垦荒牛”们有着无比的辛酸与无奈。
黄钢，当年第一批开赴深圳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战友。谈起他那个去年刚在深圳考上大学的儿子的有关情况，“一言难尽。”黄钢叹了口气。他说，他是1983年在进深圳前同家乡的一位姑娘结的婚。当时有两种考虑：如果深圳干得不好，就回老家，因为老婆孩子在河南老家，组织上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深圳呆得下去，就想法以后全家都过来。这在当时基建工程兵大军里从将军到士兵，几乎人人都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特区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得让这些埋头在为深圳的现代化城市铺路盖楼的官兵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竟然被成千上万的“淘金者”都给占领了。包括户口、住房、好工作、好单位，甚至那些住着他们盖的房子赚了大钱的商人和漂亮的女人们，连楼门都不让他们进……
“我们部队同志的孩子，大多数跟我一样，基本在1989、1990年前大部分还在老家，因为这之前我们自己还立足未稳，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和功夫去考虑自己安置落户的事，成天忙于当‘拓荒牛’。等我们稍稍立稳足后，发现我们亲手建起的美丽特区有许多事竟然对我们自己关起了门，如家属落户、孩子上学等全变成了需要‘走后门’的难题了。你也许听说过曾经发生的万名基建工程兵官兵大罢工的事件吧？那实在是我们感到生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才做的事。后来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大家的心便安定了下来。可是有些事已经不是政府和组织所能包揽的了。其中突出的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当我们还在埋头盖房铺路时，深圳的其他建设已经一日千里地在发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潮水般地涌入。而当我们这些‘老深圳’人准备从老家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迁来跟我们一起过时，已经全然没有了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家属工作，全被那些打工者抢去了，孩子想上的好学校也都被大富豪们的子女占据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深圳，最终成了别人的乐园，我们自己的坟墓一一可能我说得重了些，但事实上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的确是这样。深圳后来一般招工单位都要求有大专、大学以上的文化。我们一想惨了，等我们的孩子参加工作时，不得至少要大本以上的文化程度吗？于是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成为我们安家落户后要做的头等大事，一连串的难事也就开始了。首先，我们的从山区或者文化底子本来就差的农村甚至边远地区来的孩子们转学到深圳后，学习跟不上。怎么办？找好学校呗！可好学校是我们这些人进得去的吗？好学校找不到我们就想法请好的家教吧。于是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单位里，请家教成风。大批内地来的大学生一时找不到工作，便纷纷进驻我们的每家每户。随即我们辛辛苦苦盖楼筑路积攒下的血汗钱被卷得所剩无几。有的人自己的家里还没有来得及买齐家具备好新床，即将挣来的钱都花费在孩子的家教和上学上。家教一个月高的一两千元，一般的也要花上几百元。我们的工程头头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进深圳最好的中学，特意一个月花三千元请博士生做家教。我们的职工家属曾经反过来为那些当家教的大学生们做保姆。有个职工的家属来深圳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她丈夫又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家里的孩子请了一个湖北某大学的本科生，每月说好了给两千元进行三个月的强化家教。那女家教不仅吃住得我们职工管，而且还必须负责接送她。有一次这个职工在工地活忙了些，没有及时把钱送回家，这个女家教就直骂孩子的母亲，最后让这位母亲当着孩子的面跪下认错。天下哪有这般理：主人反给仆人下跪！可是这样的事就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建设队伍中发生过。我们的职工知道后，就找到那个女家教，狠狠揍了她一顿、结果人家有叔叔在公安局工作，把我们的职工关了起来，最后是我们单位群起攻之，才把人放了。想起这些事，我们这些没有被钢铁和水泥板压垮的人，却被孩子上学的无奈压得心痛泪流……”
“就说说我自己孩子的事吧。”当年还是满脸稚气的黄钢，如今已是满颊胡须的中年大汉，他在我面前毫无掩饰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说，他的孩子是上完小学才到深圳的。孩子没有一开始到深圳上学就是因为当时黄钢的家没有安顿好，再说一家四口人一下到深圳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也很难度日，所以等他家属也找到工作时才把两个孩子从老家迁到深圳。没想到他的大孩子进中学成了问题。他找的第一家中学比较好，花了五万元赞助才进去。可一年下来学校通知他，由于成绩跟不上，劝其转学。没办法，黄钢一年白丢了五万元血汗钱。后来找到了另一所中学，可另一个原因出来了，说户口不在所在地，不能随便插班。好说歹说，黄钢托人拐来拐去找到市教育局的一位干部，才给解决了。上到半年，学校让孩子带回一张通知，要求学生“自愿赞助费三至五万元，用于改善学校设施”。黄钢家本来经济就紧张，一个半人（他爱人的工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养活四口人，再说刚刚被前所学校“宰”了五万元还没喘过气，怎么“老虎”又来了？黄钢硬压着心头之火，脸带很难看的笑容找到校长请求“从宽处置”，黄钢想以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建设者身份出现，可能校方会给三分面子。谁知那校长见他后就眼睛一瞪，说：人家一个插班生交二十万的都有，你们这些穷当兵的怎么这么赖嘛！黄钢一听就急了，回敬道：你知道这所学校是谁盖的吗？那校长说，我管谁盖的？在深圳盖房子的还能不是些下里巴人？黄钢说他从未受过这等污辱，开口就朝那个校长骂道：你这样的王八蛋也配当校长，我把孩子送来是瞎了眼！骂也算骂得痛快，可孩子上学的事毕竟仍然是个问题。无奈中，黄钢又从单位借款把儿子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倒是省心，可黄钢说他从此就像一个背了座山的老愚公似的，每天想着的是怎么还债。
“现在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不怎么好做了，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单位不得不做些贸易。前年我从施工一线要求调到贸易公司做部门经理，意在多赚些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还债……”黄钢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你别看我的名片上已经是‘副总’了，其实徒有虚名。如果不是公司生意惨淡，单位也不会走马灯似的老换老总。我们都是当兵出身的，也许一辈子就改不了当兵的毛病。可这生意场上，我们当兵人的性格便成不了事，这不，我们也算是可以做些进出口贸易。要说黑着心赚大钱不是没有机会，可事情一到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手里就不成。比如香港总有人说在你们进口的建筑材料集装箱里装点内地市场上热销的手机、VCD什么的，我们哪会答应嘛。有位老板不知从哪儿知道我儿子要考大学，便约我到沙头角‘喝茶’，当场拿出十万元港市，让我答应在我们的一批集装箱里装进他的手机。我说这事你找错人了。他说没有找错。我问你凭什么说找的就是我。他说凭你两个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一听就火了，说去你妈的，我家里的事用得着你管吗？那家伙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请客的喝茶钱也没有顾得付，收起那十万元钱便跑了。”
“其实我当时是窝心，本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遇到那么多叫人说不出道不白的事，他个外人凭什么也来捅我们的心窝？我们已经够累了！”
我的这位战友一点也没有改变当兵的性格。其实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们基建工程兵战友中，还有无数为了孩子上学而付出更多代价的人。下面这位，我不便把他的真实姓名告诉大家，就叫他老马吧。
老马在当年是师里有名的精明人，在部队集体转业到深圳的第二年，他一看成天跟砖瓦打交道，还不如回自己的西安市，于是费尽周折从建设大军中分离出来，通过各种关系进了西安的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当后勤仓库副主任。开始几年，老马觉得很庆幸自己离开深圳这步路走得及时正确。哪知一转眼深圳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先不说那是个黄金成堆的前沿市场，单说很多内地人到那儿去一次就兴奋得好像跟出趟国一样；又听不少战友传来消息，说他原来部队上的某某人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过几年又听说另一位原来在他手下当兵的人成了千万富翁，光身边的“漂亮小蜜”就有好几个。老马听后心里痒滋滋酸溜溜的。这光景没过两年，老马所在的军工企业关门转产，百分之四十的人下岗，像他这样非技术人员自然是首当其冲地成了第一批下岗对象。这下可让老马瞎了眼：自己堂堂一个军队营职干部没了饭碗，家里一个上高中的孩子都供不起呀！这事闹的！
老马左思右想，最后不得不老着脸皮跑了趟深圳，找到已经当了深圳市某建筑总公司总裁的原部队副师长。“老首长，请你开开恩，我还想回深圳来，要不孩子上学我都供不起了，他还有两年就考大学了，我不能耽误他的前程呀！呜呜……”老马的脸是丢尽了，当初他是瞒着这位领导离开深圳的。老首长看着他的样子，说：“看在你当年曾经为我当过几年警卫的面上，也看在你孩子面上，我帮你想法再把你的关系办来。不过工作问题你自己解决。”老马连连向老首长叩头，心想，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进深圳户口可不像他们部队刚集体转业那会儿。现在能进深圳不是一般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呀！老马重进深圳的事在老首长的关心下办得很顺利。但工作却并不理想，最早他想过惶炜队继续干老本行，但几年过去变化已经很大，原来的位置不可能再留给他了。无奈，经人介绍，老马凭着他西北大汉的一表气字昂昂的外貌，进了某公司当保卫部长。在公司当保卫部长说穿了就是“看门”的角色。战友们有时碰在一起，便跟老马开玩笑，说他现在混得不错啊，当了个“营职军衔的看门狗”。这话对老马刺激很大，但为了全家人能在深圳落户，老马不得不忍下这口气。但事情还不止于此。老马要使自己的家人进深圳，必须依靠公司出面帮着办才行。有一天，他终于胆怯怯地敲开了“总裁”的办公室，而正是这一敲门，使老马后来的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
老马意想不到的是，他所在的这家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大公司的老板，竟然会是三十来岁的一位水灵女人！而且这位水灵女人与他第一眼相交时，双方竟都呆呆地目视了至少一分钟以上的时间：老马是被对方的美丽所倾倒，那年轻女总裁则是被充满雄性气概的下级所震荡……下面的事是老马身不由己了，且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某些深深埋在心底的欲望。后来老马被调到了“总裁办公室”当干事，其实是女总裁的私人保镖加情人。老马的工资收入立马丰厚许多，全家的户口也很快到了深圳，只是他不能经常回家，有时甚至一个月惶旎了一次家。而难得回家一次的主要任务，是给家人送生活费和儿子的学习费用。老马的儿子也是在一家私立学校，费用很高，每月都得送一次钱。有一次老马跟那女总裁到香港谈生意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星期回来，等到他去给儿子送生活费时，儿子见了他就冲着他说：你倒跟着婊子在外面舒服，我在学校等了你多长时间你知道吗？想买一个CD都买不成！老马当时气得脸都发青了，自打他跟女总裁有那事后，当年的老战友们好多已经不怎么爱理他了，这已让老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而今自己的儿子竟然也拿这事来刺激他。“日你个娘，你小子也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呀？我他妈的还不是为你小子上学念书才赖在人家身边的？”老马把多少年积在心底的怨愤一下撒在了儿子身上，他抬起那只有力的胳膊，使尽全力，朝儿子的脸上、头上抡起……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烂，一气之下休了学，离开了家。打这以后，老马常常像失魂似的，甚至连与女总裁亲热时也显得心不在焉。没过多久，用女总裁的话说，老马已经是匹不能再上坡的真正老马了，自然，他不可能再留在女总裁的身边，他的职位由一个从内蒙来的新“马王”所代替，老马回到了他过去的保安部。
所有这些，老马对过去的老战友谁都没说，倒是他流浪一年的儿子悔过自新地重新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认认真真地读书了，老马那颗凄凉的心有了些暖意。只是现在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每月只送一次钱，他现在必须每月跑两次学校。儿子知道，他老爸现在已经被原来的公司一脚踢了出来，到了另一家小公司当副主管，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两千元，所以他必须每月分两次给儿子送钱……
“你们不也都是从没有文凭的解放军大学校出来的嘛，干嘛受那么多罪，非得硬撑着让孩子以后上大学不可？”在同老战友们谈论子女问题时，我颇有感慨地发此言语。不想立即受到几乎所有战友的有力反击。
“何兄你不要说得好听，你敢说将来你不让你的孩子上大学？”朝我说话的是我的老乡战友徐建平。我们是同乡加同学，又在一个部队呆了好几年，亲如兄弟，他的爱人也是高中老同学，叫鲁建英。
徐建平把我问倒后，便但言说起他们在深圳的感受：我们这代人是为深圳搞基础建设的，那时的工作有力气，有干劲就行。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光有力气光有干劲会连饭都吃不上。这不是说瞎话。深圳每年从内地来打工的人中，光大学生博士生等在人才招聘处门口就有好几万！就说我们部队搞建设工程吧，你单位如果没有几个硕士、博士生当技术人员，人家业主搞招标时考虑都不考虑你！你还有啥能耐？
我知道我的老乡比较有出息，手头的钱已经都是七位数了，便说：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光有钱不成了！
那也是前几年的事。徐建平说，没有文凭，在以后的现代化城市中肯定吃亏。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吧，照理在单位于了二三十年了，论经验论资历都该当上层领导了吧！可不行，上面考核你就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没有学历。技术单位，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进行专业学习，确实不行啊！你不服没用，我们这些人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背不齐，而现在我们用的设备很多都是进口的，全是英文说明。跟外商做生意也是，不懂点外文你吃了亏还找不着北，这怎么行？我们这些人这辈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可不能再耽误下一代呀！他们要是没有大学以上的文化，就别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呆！真的，我们今天能在深圳呆得住，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流过汗、流过血的深圳拓荒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只有像我们的文化水平，那他们真的会在深圳呆不下去的。靠吃我们留下的几个钱能维持多久？有道是：金山银山能吃空，只有知识和能力才是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本。
我惊喜地发现，现代化的深圳使我的战友和老乡的意识已经无比进步了。不过，每个家庭的情况是具体和现实的。我知道，徐建平的儿子正在上高中，且成绩不怎么样。他对此怎么看？我很想知道。但徐建平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从另一位老乡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徐建平为了让儿子以后能考上大学，花了二十几万元把儿子送进了一个什么“国际”学校。
“小平不容易，在孩子身上没少花钱。本来不一定非要进那些贵族学校，但他的太太鲁建英执意要送孩子到最好的学校读高中，其实她自己为这孩子上学的事吃的苦比自己干工作还多……”我的另两位老乡战友悄悄告诉我。这使得我有种必须采访徐建平太太的意愿。
其实我与徐建平同班同学时，已经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鲁建英有了好几年同班同学的历史了。鲁建英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她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没能上高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成为我老家一带有名的、人品与相貌都很出众的姑娘。鲁建英属于那种性格开朗、办事干脆的女人，只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她那张本来很动人的脸上添了不少皱纹。因为从小就是老同学了，鲁建英那晚谈了她很多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下面是她的话——
……你是知道的，我家的成分不好，所以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同你们一起上高中。可后来“文革”结束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马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因为大学考不成，再进高中年岁又大了。剩下一件事就是嫁人。那时能嫁一个军官可能也就凭着自己一个相貌上的优势吧。徐建平他们集体转业到了深圳，我在1986年也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和孩子的户口还没有落实，所以也只能到一些单位做临时工。直到过了两三年后，户口才正式到了深圳，可那时深圳人才市场已经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占领了，啥部门啥单位进人都是要大学生。我们虽然也算是深圳人了，但找起工作远不如外地来的大学生们容易。丈夫一直在原来的部队单位工作，一个高中生也能凑合有口饭吃。我就不行了，只有初中文化。再能说会道也只能干那些简单的体力劳作，比如小企业的操作工、饭店的服务员什么的。我来了几年，换过四个单位，全都是给人家当下手。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宾馆当服务员，三十几岁的人了，家里又有孩子老公，可在外工作天天要看人家的脸色。特别是深圳的宾馆。饭店这些地方，人家主管和经理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孩子，可人家都管着你，因为她们都是有文凭的大学生什么的，你没有文凭，再有能耐也只能当端盘或扫地的服务员。服务员也不好当呀，你每天都要与那些来住宾馆的客人打交道，而那些客人一住下来，便以为深圳的宾馆服务员都是妓女，无时无刻不瞪着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左唤石呼叫你“小姐小姐”的。那些外来的打工妹经不住诱骗，下水便是常事。可我们这些有家有室的“老姐”哪受得了那些臭男人的那些德性！正是在当宾馆服务员的日子里，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自己一定要拿下一个文凭。为了这个目的，我这几年没少吃苦，别人的太太放假过节在家搓麻将、陪孩子丈夫，晚上出去过夜生活。我则骑着车、撑着雨伞去上课听辅导……整整三年多时间，几乎天天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星期天还得去听辅导。前年我总算拿到了文凭，现在我在一家大公司负责财务，虽然一个月只拿一两千块钱，不算多，但跟以前相比，我觉得人格得到了尊重，业务能力也很不一样了。正是从我经历的酸甜苦辣中，我更加感到儿子他们这一代，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否则不仅永远到不了上流社会，而且连基本的工作与生存都成问题。
“听说你儿子正在上高中？成绩不是太好？”我问。
鲁建英没有回避她最担忧的事，她说她儿子的成绩不行，所以花了二十八万元才进了一个“国际”语私立学校。
“怎么要那么多钱？”我感到惊诧。
据说是包上大学。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有合同签着，它学校以后想赖也不易。她说。
“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你又怎么打算呢？”
办法总是有的，这年头只要有钱啥事办不成？鲁建英好像心中早已为儿子设计好了一条通向大学的“金色通道”——实在不行，再花钱把他送到国外去呗！深圳很多家长都是这么做的。她介绍说，在深圳就两种人，一种是自己很有本事，也有学历，但工作和生意忙，顾不了孩子，这些人的孩子的出路就是送出国。还有一种是自己什么文凭都没有，但很有钱，所以孩子的出路也是送出国。“苦就苦在我们这些既不是很有钱又不是很有本事的人，可孩子是一样的呀，所以我们同样供一个孩子上学、考大学，要比别人日子难过多了！否则我也不至于老得这么快，让你老同学都快认不出了……”
老同学的话，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头。是啊，真是天下的父母都不易。很多人认为深圳的人都拼命在赚大钱，赚了大钱好享受。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有“拓荒牛”之称的深圳人，绝大多数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前程。他们自己哪里顾得上去享受和奢侈？孩子是他们的全部幸福与希望，他们为孩子铺路盖楼，建设美丽的城市，赚很多的钱，而生在甜水里的孩子又有多少人知道父母的这般心思？在深圳长大的孩子们，不少人只知道花父母的钱，却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愿意把滴滴汗水挣来的钱给他们用，因此也不把父母的钱当作一回事，甚至连书都不好好读。比如徐建平夫妇的儿子，是个很聪明的孩子，长得又很帅，但就是成绩上不去，他真的笨？不是，是他还没有真正懂得父母因为爱而为他付出的那么多心血。
2000年1月，我又到深圳出差，见到老同学。徐建平夫妇又非常沉重地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已经从“国际”学校出来了，再次花了六万元给他转了个高中学校，又怕儿子在新学校基础不扎实，让本来已经高二的儿子退到高一“复读”。他们与我长谈中一声长、一声短地唉叹无奈。我听后真想替他们揍那儿子一顿。
“何叔叔，我很想见见你呀！可听说你马上就要回北京了？真遗憾。你的书我都看了，很好看，真不错。下次有新书再给我寄来啊！”真是没有想到，第二天在我临上飞机前，电话里传来了徐建平儿子的声音，让我大感意外。
“好好，一定！”我想起该给这位留级的“复读生”说几句像个长辈说的话了。“听说你的成绩不怎么样啊！那可不行。记住，以后的竞争十分激烈，你爸和我们这一辈人不管能力大小，总还有机会给我们自己弄口饭吃，到你二十多岁时，如果没有一个高学历，恐怕连口饭都很难吃上了。明白吗？这是叔叔的肺腑之言。”
“我知道，叔叔，现在我明白一点了，一定好好学习。对了，你们北京四中和《海淀考王》一类的高考复习资料很不错的，以后想法给我寄点来啊！”
“好啊，我一定给你弄几套这样的书，还有比这更好的……”
“那你一定不要忘了。”
“当然。”
“叔叔再见。下次带你家妹妹和阿姨到深圳来玩。”
“好的。再见——帅小伙。”
没有想到一个电话使我对老同学那“朽木不可雕也”的儿子完全改变了看法。这么聪明的帅小伙，读书就真的那么无奈？我有点不信了。但愿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从徐建平和鲁建英夫妇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代深圳人为了自己子女上大学求出路的艰辛历程。那是苦涩的，但步履却是咚咚作响的，而且有一种谁也挡不住的力量！
老根的无奈“措施”
比起我的这些军人出身的朋友来，下面的这位家长为其女儿所付出的心思，则要更加让人揪心——
他叫老根。老根的女儿玲玲是独苗苗，长得美丽动人，十二岁时就有人追在她后面要跟她“谈恋爱”。那时玲玲虽看上去像个谈恋爱的花季少女，可对男女之间的事并不懂。见有人追她，吓得直哭，回去向在工厂生产调度科当科长的老爸一说，气得老根第二天下午就到校门口等“坏小子”露面。后来自然没等着，因为那男孩子是附近中学的一名高中生。当这位高中生弄明白了玲玲才是位初一生时，就主动放弃追求了。玲玲发育早，有不少好处，比如在同班同学中，每次体育比赛、文艺活动，她总是被选上，而且由于她长得又漂亮，学校或年级有什么对外社会活动，总把玲玲抬到前台。玲玲也不负众望，总把自己的角色扮得合适到位。但比别人早熟的玲玲也有烦恼，那就是她的学习成绩总不稳定，有时考到全班前三名，有时差得连中游都勉强。从初中到高中，玲玲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高三“一摸”时，她得了全班第二名，老师也对她给予很高期望，“二摸”时玲玲却一下掉到了全班第二十三位。吓得她自己直发高烧。正在班主任和她老爸老妈着急时，“三摸”时玲玲又不声不响地得了个全班第四名。最后父亲和她的老师一致给玲玲“会诊”，结果是：这孩子心理素质有待提高。
前年高考前十天，老根问女儿怎么样？玲玲说感觉一切正常。孩子的妈是街道清洁工，没有多少文化，关于女儿的学习问题都是老根把关，所以老根对女儿高考前的一举一动最放在心上，甚至最细微之处他认为都得关照到，比如买点“脑黄金”，比如备个临场要用的氧气袋，只要能想得到的，只要别的考生家里有的，他老根也全都为玲玲备好了。
7、8、9三日，老根天天陪女儿考试，但每一门考完出来时，玲玲都怨自己没考好，那烦劲比谁都厉害。
别急，也许你自己判断有误，说不定成绩还是不错的。父亲用这样的话安慰女儿，玲玲就是摇头。8月初，高考成绩下来了，玲玲的同学大半考上了，甚至平时比她差不少的同学也考上了大学，而玲玲则没有考上，而且成绩差得让同学和老师都感到意外。
老根没有让女儿放弃再考。因为玲玲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玲玲是一时的失误，只要放平心态，来年一定能考个重点大学。落榜之后的玲玲经过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在父母的支持下，重新走进了复读课堂。复读班对许多同学来说是压力特大的，可玲玲一点也不感觉，因为她的成绩一直在复读班里名列第一。第二年高考的硝烟开始重新燃起前的一个月，老根跑到学校间老师，玲玲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没有问题，绝对。老师肯定道，说不定玲玲今年能考上北大、复旦。
老根乐滋滋地回到家，又重新拾起头年为女儿买的氧气袋和没有喝完的“脑黄金”，还为女儿备了几只大王八。
新一轮的高考又来临了，老根见女儿临阵时怎么又犯躁？
哪儿不舒服？
玲玲摇摇头，没有回答父亲的话。
走进考场，玲玲感到自己头一年的心焦口燥的毛病又上来了，她越想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心焦口燥……不用问，与上一年结果一样，气人之处是两年的高考分数不多不少，竟一模一样：
老根气得直骂：“没出息！”
玲玲蒙着被子在床上三天没起来，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骂归骂，哭归哭，可玲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师比家长还着急。最后还是被一名从外地调来的女老师“诊断”对了——
一定是孩子的经期给闹的。
经期，就是发育后女孩子的月经期。医书上说：月经是女子成熟的标志，大约每二十八天左右有一次周期性的子宫出血，出血时间持续三天到七天，这种生理现象叫月经。
老根虽说同家在农村的老婆结婚十几年了，但女人生理上的事他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男人只管爱、只管娶女人做老婆，只管上床睡觉，只管等着抱孩子，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也就是少用拳头而已，所以老根压根儿就不知道女人的身子还有那么多“毛病”，比起男人可复杂多了。他翻开那本搁在抽屉里足有十几年的《家庭生活手册》一看，上面写着，许多女人在月经前数日起到月经中期出现很多反应，如下腹痛的就占百分之四十五，腰酸的占百分之二十七，情绪不稳定的占百分之二十二，有倦怠感的占百分之十六，还有什么患头痛的、目眩的、腹泻的、甚至狂躁的、记忆力差等等，毛病还真不少哩！老根长叹一声，过去咱们大老爷们看来还真没有少让孩子她妈们受罪哩。
玲玲的高考成绩就是被这该死的“月经”给闹的。老根把书本一扔，心想这回算是找到“问题所在”了。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
“这事本该你们娘儿们去做的，叫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开口？”半夜里，老根从老婆身上滚下来，长叹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坐起来抽着闷烟。
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市医院，像小偷似的左瞅瞅右瞧瞧走上三楼的“妇科”门诊部，老根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在审视着自己，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人，向她投来的目光无一不是卑视的，老根越想越感到自己脸上发烧，心里越紧张，目光越是让人觉得痴呆呆的。
“你是干什么的？陪人来看病的？”突然，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瞪着两颗“卫生球”一样的眼睛向他发问。
“看看？这儿是你东溜西瞅的地方吗？快走！”女医生用严厉的口气责令他。
一连三天，老根天天来到三楼的这个医院“妇科门诊部”，却没有一次不是落魄而归。当第四天老根觉得必须要为玲玲“完成任务”，再次踏上三楼的妇科门诊部门口时，此次迎接他的不光是那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了，而且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士。
老根想笑又想哭，可就是说不出话来。当他最终把自己的心事“坦白”给两位医院的保卫干部听时，人家差点笑破了肚子。那位瞪“卫生球”眼的女医生，最后非常温柔地给老根介绍了一种办法，并特意为他开了一个处方。“连续吃上半个月中药，外加内服这些雌激素和孕酮混合剂，就可以把你女儿的经期调整过来。”女医生说完仍然认真地吩咐道，“关键要用药准确。”
“一定一定。”老根手捧处方和药单，连声向女医生致谢。
回到家里，老根就忙开了。考虑到必须“见效”，老根便对老婆说得租个地方让玲玲安下心来备考，所以他向一位亲戚借了一间闲着的房子，从6月份开始便按照医生的吩咐“实施行动计划”。老根可是费尽了心，先是早上起来到市场上买好一天的菜，然后是三顿饭，再就是上午必须煮好的三帖中药。玲玲讨厌吃中药，“一闻就想吐”，她说这话时，老根气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你不吃也行，能保证考上大学？”
女儿不再有话了。闭上眼睛，皱起眉头，一口口往肚子里咽苦水。老根呢，每天宁可晚到班上被扣工资也要看着玲玲一口一口将药吃尽。那些日子里，老根把女儿关在小屋里四十多天，总共吃了三十六帖中药。这事从头到尾，老根就没有跟女儿说过到底是为了什么，玲玲也因为有了两次落榜的经历，对父亲的任何有关为自己高考做的事，只有服从而根本没有了询问的权利。有一次她实在觉得药大苦，喝到一半就想倒了。老根差点抡起已掌往她脸上打过去。
“你知道我弄这些药被别人踩乎成什么样？”老根的脸都变了形。玲玲再也不敢说药苦了，只当是自己考不上大学命苦吧。女儿大了，老根也不好意思问女儿“例假”什么的，只好每天注意厕所篓里的脏纸是不是有血。从玲玲妈那儿知道女儿上次的“例假”是30号，如今已是2号了，老根见女儿仍没动静，他着急得连上班都停止了，天天留在小屋里守着玲玲。看女儿上一次厕所，他转眼就跟着进一惶燹所。7月3、4、5号三天，老根的神经简直快到了断弦的时刻。6号早上起来，老根第一句话问女儿的便是：你啥事没有？
玲玲摇摇头，说啥事没有。
身体有没有不适？
没有。玲玲还是摇摇头。
明天又要考了，紧张不？
不了。我已考了三回，这次感觉最好。
四十多天来，玲玲头一回朝父亲笑。
真的？
真的。女儿突然问父亲：你给我开的什么药方？好像挺管用，以前每次高考前我总是浑身不适，心里特别烦，这回好像特别平静。
“玲玲，爸为你……”老根刚想吐露真言，突然又戛然而止，改了口吻，“爸已经为你明天的考试准备了一辆车，送你到考场，中午再接你回来睡一会。你只管安心考就是了。”
女儿“嗯”了一声，默默地重新回到题海之中。
7、8、9号三天的考试，玲玲从从容容地走进考场，又从从容容地走出考场。当9号下午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时，老根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出来。他急得真奔学校的17号考室。当他走近那儿时，他看到了玲玲呆呆地坐在教室门口的石条上两眼朝天痴情地望着苍天……老根吓坏了，以为女儿神经出了毛病。“玲玲，你怎么啦？怎么啦？是不是最后一场没考好？啊，你说话呀！”
“不，爸爸，我考得挺好的。”玲玲突然抱住父亲，呜呜地痛哭起来。“爸爸，我、我现在感觉肚子有点疼。真的，哎哟，疼厉害了——！”
老根赶紧扶起往地下出溜的女儿，往肩上一背直奔医院……
玲玲被诊断为用药过度，当晚便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两个星期。要是换了别的时候，老根的火气肯定不打一处来，这回他乐滋滋地一点也不心烦。因为从玲玲那儿他已经得知这次女儿的高考绝不会成问题。天遂人愿，玲玲出院那天，正好高考的分数下来，玲玲这回的成绩高出录取线32分，被西北某重点大学录取。
据说老根的“经验”一传开，在他那个小城就引起不小反响，好多女生家长都来向他取经。一时间，老根成了“考生名医”。你别说，还真有几个本来一直考得不好的女生，在老根的“调理”下高考成绩斐然，甚至还有当“状元”的。不过老根的“调理”也带来不少麻烦，有个女生因为“调理”过了头，不仅高考没考上，而且出现了罕见的“闭经”现象，半年没来过“例假”，那学生家长非要将“江湖加流氓医生”的老根告上法庭，最后还是老根出了三千元“赔偿”私下“了结”了。从那起，老根再也不为他人“行医卖好”了，问起他这些事时，老根咧咧嘴，说都是高考给灌邪的！
为孩子高考丢了婚姻
“被高考整邪的何止一个两个？你说我欠谁恨谁了？倒好，孩子送进大学，丈夫却要丢了！”杭州市的孙怡女士有一肚子说不完道不尽的苦楚要对我说，我自然愿意听她的倾诉。
她说：“如果不是丈夫跟我闹到法院死活要离婚，我也不会把自己这事倒给外人听的，尤其是你这样一个陌生男人。唉，可天底下谁知道今天和明天的事呢？你们当作家的，写了很多书，但正经百姓的生活你们知道多少？我看是最多知道些皮毛而已。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普通百姓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有多难？我和丈夫原来都是街道小厂的工人，后来我当了小科长，其实也就是管那么十几个人，大小负点责任吧。女人嘛，干啥事都不像你们男人那样随便，你要把女人套在犁上拉，准会直到喘不过气时也不歇脚。我就是这个脾气，啥事都愿意于得不让人说三道四的。可没想到的是孩子的事操心折腾得我反倒没脾气了。最早要从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算起，其实你写高考当然是个大题目，但现在的中考绝对不比高考轻松，孩子们都说：高考是龙门，中考是鬼门，要想进龙门，先得过鬼门。孩子上不了一个好的重点高中，以后考大学就悬了。进了‘重点’，也就是半只脚进了大学门。
“我家的是个女孩，发育早，十三四岁时就像个大姑娘了。可家里条件不行，结婚时弄到一个一居室的单元房子后就没调过房，孩子小时候就习惯跟我睡，长大了还是跟我睡，他爸就在我们床旁边搭的行军床上睡到了孩子这么大。一居室，小客厅又小，放个沙发，吃顿饭就已经没有身子转动的地方了。自从孩子上初三后，我们就把房间让给了女儿，让她在房间的桌子上做作业，平时晚上她做到什么时候，我们夫妻俩就等到什么时候，等她做完作业，我们再进去各就各位睡觉。开始孩子还对大人之间的事朦朦胧胧，所以，孩子她爸想我的时候，就把我从大床上拉到他的行军床。不怕你笑话，有几次小行军床都塌了，弄出了很大的声音，把孩子都弄醒了。女儿就吵着说妈你干嘛又离开我了？我和丈夫只得偷着尴尬地笑笑。常常我一边的手被丈夫拉着，另一边被女儿扯着，说幸福也是，说无奈也是，总之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不让丈夫太难忍了。一到中考期间，孩子的学习压力特大，她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中游水平，为了让孩子能考上‘重点’，我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每天陪着孩子很晚才睡觉，丈夫就先在行军床上睡，但后来他的打呼嗜声让女儿无法静下心做作业，于是在女儿强烈反对下，他只好睡到外面小厅的沙发上。通常他在外面呼呼地睡着了，我和女儿在里屋还忙着挑灯夜战呢！等到女儿要休息的时候，我也感到很累了，但再累也得等孩子睡了我才能睡呀，得给她准备好洗漱用品、做些夜宵什么的。早上还要起来为她爷俩做早点，我的时间拖得最长，可这是女人应该做的事。但在我丈夫眼里，我做女人的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陪他睡觉。这本来也是一点不过分的事，可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尤其是要顾孩子考学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再也没有多大兴致与能力和丈夫过房事了，特别是在我们家庭环境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可天下的男人大概都不是这么想的，当他们想来的时候，其它问题就一概不怎么考虑，一概不怎么顾忌。但我们做女人的不能不顾忌，一方面我们精力有限，更重要的是顾忌孩子。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面前，你不顾忌就是很难堪的事。我和丈夫的矛盾，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顾忌和不顾忌中产生的。有时是我陪孩子弄完作业都睡了，他突然兴趣来了，死活拖起我要来，我说不行，我不想来，他说他想死了，再不来会出毛病的。我哭笑不得，就依着他吧。但有个条件：不得出声，而且得到外面的沙发上。他说行，只要能来，就是在地上、厕所里甚至其它什么地方都行。我只好顺着他，跟他到外面小厅里。但他的动作太大了，我就生气，说再弄出声，我就不跟你来了。他只得轻轻地，而且很快就完事。然后从我身上滚下，长叹一口气，算是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这时的我已经感到累上加累，什么都顾不得就往里屋的床上躺下就睡。谁知第二天女儿醒来大叫：妈你怎么……怎么光着身子呀？我一看可不是，连忙喊外屋的冤家把我的内衣拿进来。女儿已经大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便装着什么都不懂似的，可我当妈的下不了台呀！接下去的时间就是全家各干各的，谁都不说话，眼睛都不敢对撞一下，因为一撞眼神就会弄得更尴尬。”
孙怡讲到这里脸上泛出几分红润，看我在认真记录，便又继续说道：“但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还处在似懂非懂状态，加上我女儿从小没有离开我睡过觉，现在她发现我有在她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走的‘不忠’行为，于是在睡觉之前，或者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或者说上一句阴阳怪气的话。我拿她没有办法，但说心里话我多半依着她，因为白天要上班，干得累个半死，晚上回来又要忙着三口人的饭和洗洗涮涮的家务事，还要盯着女儿的学习，所以躺干以后的身子骨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打心眼里不想让丈夫半夜里再来折腾我。可俗话说，四十多岁的男人是只下山虎，他哪忍得住干烧干煮？于是就来折腾和干扰我。我害怕呀！一则害怕顶不住他要死要活翻江倒海一样的折腾，二则害怕吵醒女儿。这心里头一害怕，行动上就不配合。有时他半夜摸黑走到我床头时，我就开始紧张，一紧张就弄出些声响，这一响就把女儿惊醒了，她就睁开眼睛怒嗔：你们干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说完就打一个翻身，睡她的去了。可我丈夫就像头没有抓到猎物的饿虎，无精打采地回到他的小沙发上。我听得他在小沙发上长嘘短叹地来回翻身，想着他也挺可怜的，便强打精神悄悄跑到外面小厅满足他一下。但男人的毛病也多，你满足他了，他又觉得不够劲，好几次他来完后就埋怨我说：怎么你就像一具僵尸似的，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一听就火了，你没看我5点多起床，晚上天天都要等到12点以后才睡觉，我能有那么大的兴趣陪你吗？他就气呼呼地说：我是活蹦乱跳的大男人一个，你总得照顾照顾吧！我听后更火了，就回敬他说：我是累死累活的小女子一个，你也得照顾照顾吧？这么你来我往，就常常半夜吵起来。深更半夜，一吵就了不得，不仅把女儿惊醒了，连楼上楼下的人都来敲门问出什么事了？你说这闹腾的！几次下来，丈夫也觉得特别没劲，一到晚上我在里屋帮女儿学习，丈夫在外屋看电视也只能看‘无声’的，他爱看足球，有时电视没出声，而他的吵吵嚷嚷的叫唤声，气得女儿也直跟他吵。丈夫觉得再也忍无可忍了，说：好，你们在家，我一个人出去。他一赌气，还真的就开始常常晚上不回家。他不在家，我和女儿倒是清静多了，可我心里就有些不踏实，问丈夫干什么去了？他说到朋友家去玩了，我就不再追问了。但有一次他说到某某朋友家去玩了，可第二天正好我碰上这个人，便顺便打听了一下，人家说你家老陆已经有两年没上我那儿去过，这就使我心里犯嘀咕：他整晚不回家到哪儿去了？问他时，他则一脸不高兴，反问我：回家又能干什么？他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心想是啊，让他回家不是影响女儿学习就是折腾不成我反要吵架，与其这样，还不如‘放虎’自由吧！啥？你说我这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可能吧。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但当初处在两难中的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耽误女儿的一生前程！
“开始，丈夫也没有出格，我多少打听到一点，他要不就到附近的酒店坐坐，或者到某茶馆泡杯茶，跟人聊聊天而已。而且有一次还打电话约我让我出去。我说于什么呀？他说你只管出来，井告诉我在某某地方见面。我只好对女儿说了一声你爸让我跟他到一个商场买点东西，于是便火急火燎地跑大街上寻找他。人找到了，问他干什么？他指指身后西湖边一片幽静的大空地，说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这儿干过什么事？黑乎乎的一片，我什么都没看见，就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而他不知哪来的情绪，一把就将我抱起，然后放倒在地上。我急了，说你想干什么？他气喘嘘嘘他说想干我们以前在这儿干过的事，说完便动手扯我的裤子。我总算明白过来了，也想起了在谈恋爱时在这西湖边的草地上与他有过的浪漫。但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又紧张万分起来：‘这都什么年岁了！让人看到了多不好！’但我发觉他的力气比当年还要大，他很粗莽地将我压在底下，使我只能顺着他……就在这时，有人从另一端摇晃着手电走了过来。‘有人！有人来了！’我吓得拼命推开他，他则根本不当回事。后来……后来我们很狼狈地被人家巡视的保安人员审问了半天。他还跟人家吵了一顿，因为人家不相信我们是夫妻。人家说你们是夫妻的话用得着跑到外面来鬼混。这话我听了也不干呀！啥叫鬼混？我们是因为孩子考大学，又没有房子，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怎么说人家搞保安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一看事情闹僵了不好收拾，就低三下四地求人家了结了这桩‘冤案’，但从此丈夫跟我的关系再也热不起来了。他甚至骂我一点也不配合他，连面子都不给他，最后发展到几天不回家。那时我女儿都快要高考了，我不能顾两头，只好尽量不去想他那头的事，一心帮助女儿跳过龙门这一关。你可不知道，高考前两个月，又遇上孩子病了一场，我这个当妈的可急坏了，差点命都给送了。那次为了给女儿买药去，心里还惦记着到书店去买一套你们北京出的‘四中名师’高考辅导材料，在穿马路时被小轿车撞得滚倒在路边，我以为这下完事了，没想还好，只擦伤了些皮肉。女儿高考的日子里，她天天睡不着觉，我就得每天为她擦背按摩，白天为她接送做饭，等到她三天高考结束时，我也病倒在床起不来了。
“十几天后，当女儿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接到手的那天，他父亲毫无表情地回来了，当晚我们三人一起到馆子里庆贺了一番。第二天，女儿兴高采烈地向她的老师和同学转告喜讯出门了，她爸这时也把一份离婚协议书放到了我的前面，然后就出了门。临出门时回了一下头，说：‘我们还是好说好散，女儿和家里的东西全归你。’我听后欲哭无泪，心想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我问天天不应，问地堤旎答，于是只好面对现实。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拼命为女儿高考的事忙里忙外的时候，忍不住寂寞的他被另一个女人领回了家，他从那个女人那儿获得了我许多年不曾给予他的东西……”
见孙怡已经很难讲下去了，我便插话道：“要我看你们好像并没有到感情破裂的堤旖。”
“可我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呀！事到如今，你替我想想，我有什么错？或者说我有多大的错？是的，我作为妻子可能平日里没有满足他的欲求，但这并不是我有意的，孩子考大学是件大事，到了关键时刻，作为家长就得全力以赴帮助她上去，否则对得起孩子吗？那是孩子一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噢，就因为在这期间，或者说这几年里，我没有满足丈夫的要求，没有尽妻子应尽的‘责任’，男人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到外面寻求满足？你当作家是研究入学的吧？你给评评理，我到底错在哪里？”
孙怡逼我回答，可我觉得很不好回答。
其实在中国，由于家长们太看重子女的高考，所以，他们牺牲了自己许多本该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与情感，这种付出和代价，有时实在太昂贵了。孙怡女士是千千万万为子女上大学而自我牺牲的家长中的一位。她和她丈夫目前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现今每天回到家后的孙怡，感到特别的痛苦与忧愁，女儿上大学走了，丈夫也离她而去，本拥挤不堪的小家，现在在她眼里成了空旷无边的一片沼泽和荒野，她觉得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不寒而栗……
凯丽的崎岖路
与孙怡相比，凯丽女士为了儿子上大学的事，其崎岖的路走得更长。
我跟她相识纯粹偶然。那是前年我赴加拿大访问。我乘的是加航飞机。因为我不懂英语，加航的乘务先生对我服务时便十分冷淡，到了就餐时间，随便塞给我一份什么牛排就算对付了。看着他与我斜对面一位会英文的中国女士有说有笑的情景，我不是一般地生气，因为那家伙有几次竟然跪在那女士面前为她服务！我心里骂那狗日的加籍乘务员就像一只苍蝇见了一堆牛屎那样讨好女人。女人也不是东西！我忍不住顺带恨起那个会说英语的中国女人。正在闭着眼睛的时候，“先生，怎么看您总吃牛排呀？”突然，那女人跟我说起了话。
在加航上能听到不多的中国母语，我精神不由一振。是她呀！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看人家多有礼貌。
“惭愧，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所以人家欺负我呗！”我不好意思地但言。
那女士笑了。她转头朝那一直向她献殷勤的加籍乘务员叽哩咕哩说了几句话后，我面前随即有人端来了一份热腾腾的中国饭菜。真是解馋。我笑着向那位女士表示感谢。
有了一个开头，便有了下面的很多话题。令我想不到的是，在那次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中，我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好颂炷。这是一个有关高考的另一类“天下父母心”的颂炷。
凯丽说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演《渴望》主角的女演员也叫“凯丽”。她这个名字是到了美国后才起的。她的真名叫桂芬，到了美国再用“桂芬”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好听也不易让人上口，于是她起了个美国式的“凯妮”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后来因为又回到中国做生意，显然让自己的同胞叫一声“凯妮”很别扭，所以她又把“妮”字改成了现在的“丽”，全称凯丽，反正这个土洋结合的名字在国内在国外都可以用。
像所有出国的中国女人都有传奇故事一样，凯丽也有一部自己的传奇故事。只是我没有料到的是，凯丽的故事能与我这部高考的作品有关。
“我原来在外经委工作。”凯丽把座位搬到了紧挨我的旁边后，将头后靠在椅背上，便开始讲述起她的故事来：当时下乡回城的同学们都羡慕我能进这个“肥差”的国家部门，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进这样的部门如果不精通业务不会外文，你照样吃不开，甚至有随时被开的可能。平时工作我除了比别人上班早下班晚中间多干些打扫办公室的事外，在大家的心目中仍然是被人瞧不起的角色。这我也算认了，反正我们那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可我不平的是我的孩子，他不能因为我而在别人瞧不起的目光下生存呀。我的第一个爱人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回城后他爱好摄影，开始在首钢，后来又因为今天参加摄影比赛明天跑到郊外抢个镜头，上班就没了规矩。后来他辞职自己开个“冲彩扩”的小铺。他的心放在了摄影作品上，生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连自己买胶卷的钱都没有了。我们的儿子大了，初中毕业后上了25中，他是出钱进去的，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也得万把块钱。间题是不光这些，孩子平时吃穿都得花费，特别是进高中后他的学习有点吃力，每星期还得跑四中奔八中的给他“加餐”，这钱就花老了！我家里的那个“摄影家”自己不挣钱，每月还得从我这儿拿钱，有时参加一个摄影比赛、外出参加一个会议，一要就是千儿八百的，他们父子俩都要向我伸手。我在外经委单位里是个吃死饭的人，我常对他们爷儿俩说，你们也得为我想想，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养你们俩大老爷们呀！孩子小，不太懂，可我的那个冤家他还是左边耳朵听右边耳朵就出去了。我急呀，孩子上了高中就等着上大学，没有钱的孩子有成绩也未必能上得了大学。我着急，急得常常一听到办公室的同事在议论儿女上学如何如何地花了多少又如何如何地还准备了多少多少钱时，我就坐不住了，甚至乱发脾气。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觉得没劲透了，上班看着不顺心，下班瞅着他们爷儿俩更生气。可这有啥办法？我从自己没文凭没学历在哪儿都吃亏的经历中体会到，我的儿子今后说啥也得有个高学历，起码是大学本科。偏偏小冤家也不争气。对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的家庭来说，钱常常是能否让孩子考上大学的关键所在。说来也巧，这期间有个加拿大商人劳恩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我想劳恩的出现可能证实了这句话，在这之前我也是对那句话持怀疑态度的。劳恩是位做服装的加拿大商人。那年他是第一次来中国，情况不熟悉，他想从中国南方进口一批服装，希望我们外经部门帮助联系一下。也许是命里注定我要跟劳恩认识……凯丽说到这儿朝我一笑。
“劳恩的出现改变了你和家人的生活？”我把猜到的问题向凯丽提了出来。
她点点头，说你们当作家的就是人精，什么事都能猜个七八成。
“不一定。后面你与加拿大先生的罗曼史我就不一定猜准了。”我装出比较傻的样儿来套她的话。凯丽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是很容易上聪明男人的当的，她把与劳恩之间的故事和盘托了出来。
“我开始并不知道劳恩也会些中国话，所以接待他时心里有几分胆怯。谁知劳恩把我请到北京饭店，一两杯咖啡便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劳恩说他的外祖父是华裔，因此他从母辈那儿学到不少汉语。他说他对中国话知道个大概。这使我大为意外和高兴。因为像我这样在外经委不懂外文的人，有了第一次可以同老外打交道的机会。我们一起到了江苏的南通，因为那儿有我的一个朋友，所以劳恩的事办得非常顺利。一来二回，劳恩做成了好几笔不小的生意。当劳恩在半年中第三次来到中国时，他把我再次叫到北京饭店的那个咖啡厅，刚坐下，他就拿出一个大信封，说里面是一万元美金，算作给我的酬金。一万美金，太多了！我当时真的心想，你劳恩要是事情办成后赚了钱，给我三五千元人民币，那也算是意思了。可这么多钱我就觉得太有点那个了，所以我坚决推辞不要。劳恩有些着急，以为我是嫌少。当弄清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时，劳恩收起了那个大信封。然后思索了一会儿说，凯丽，你不是一直很想学外语吗？我给你作担保，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去留学吧。怎么样？劳恩的话真是让我动心了，照理四十多岁的女人是很少再有出国留学的念头了，可十几年来我在单位因为不懂外语和没学历受的气与苦处实在太多了。劳恩的一句话真的把我那颗死了的心一下搅活了。不瞒你说，我当时完全被劳恩为我编织的出国留学梦给迷住了，甚至有些着魔。回去后我就对我先生说，我要出国留学了。我那‘摄影家’以为我是开玩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还阴阳怪气地扔出一句话，说你要出国留学好啊，我们爷儿俩等着你一起把我们办出国哩！我没有理会他那一套，在办完单位辞职后，又马上让劳恩联系好了蒙特利尔的大学，不到三个月，劳恩把所有的手续全办好了。那天当我真的把出国留学的手续拿回家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离开已经有了十七年的家了，才感到是那样的紧张和不安。丈夫和儿子全惊呆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特别是儿子，说妈你出国后我高中的书怎么读呀？你一走我考大学的事更没戏了！我嘴上说这与你考大学有什么关系，可心里则在骂自己怎么连儿子考大学的事也全都忘得一千二净了？儿子本来成绩就差，我一走不等于放羊了吗？站在一旁的‘摄影家’明白过来我出国已成定局时，便阴阳怪气起来了。对儿子说，你妈的那颗半老不少的青春心已骚动，外加有个满胸脯长着长毛的老外已经向她伸出双臂，亲爱的小子，你我就甘于寂寞吧。什么大学不大学，以后能吃上冷面汤就很不错了。天要下雨，娘要出嫁。小子，拿出点男子汉气概来，《国歌》是怎么唱的？对，这样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夜，我们全家三口子，各想各的事，唱的哭的嚎的，简直乱成一团……”
凯丽说到此处，已是满脸泪痕。
“后来呢？”
“后来我还是走了。”凯丽接着说，“因为对方学校的新学年要开学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离开了北京。离家时，我特意到儿子的学校走了一趟。因为出国后我最担心的事仍然是他的高中学习成绩。那时他已经高二了。我想他应该争取参加一次高考。如果实在考不上再说，当时我真的不敢想哪一天等我在国外混好了接他出去读书。另外我还是感到中国的教育要比国外更好些，特别是大学之后的课。儿子在校门口为我送别，我抱着他哭了很长时间，希望他能理解我，可儿子就是不说一句话。他越这样我心里越难过，觉得我这个当妈的对不起他。我离开他时，他说道：‘爸说要跟你离婚。’我一听，眼泪再一次蒙住了双眸，心头实在无法抑止住悲伤。当时如果不是单位那么多好友到机场送行，我真的可能就没有勇气登上飞机了。唉——这种经历你们作家要是经历一下也许真能写出惊世之作。可惜我不会写。”
凯丽苦笑道。
“冒昧问一句，后来你真跟丈夫离婚了？”
“我不敢获得施舍，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在我出去不到半年，他便把离婚协议书寄到我留学的学校里。我又是电话又是写信，希望他不要看偏了我的出国留学。但他只说了一句，说镜头已经虚了，他看不见还会有清晰的图像出现。他用摄影家的独特用语告诉我，这个家是不可能再复活了。事到这个份上，已是没有什么余地了。我知道责任在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令我不可接受的是法院在判决时把儿子也判给了他。我知道后简直有点活不下去的味道。那段时间里，是劳恩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与关爱，使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后面的故事一定是那个劳恩死死地追求你，而你最终抵挡不了他的关爱加恩情，所以便成了他的太太！”
凯丽冲我淡淡一笑，说：“那是你们作家编的故事。生活远比这样的公式要复杂得多。至少我经历的是这样。”
她继续给我讲有关她儿子的故事：“除了能够平衡我十几年来在单位压抑的心而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出国留学之外，我这个人可以说是比较保守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已经离婚了，劳恩确实也苦苦追求甚至乞求过我嫁给他。然而我没有答应，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要看着自己的儿子上大学，不能让他再重蹈我没有文凭而受人瞧不起的覆辙。”
“可是你不是说儿子已经判给摄影家了吗？”
“你以为母子关系仅仅靠一张离婚的纸就可以扯得断？”看来凯丽真的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不过最感动我的还是她下面说的那些内容：“在我留学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放下了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学业，中途赶回了北京。因为我太挂念他能否考上大学了，所以一回到北京就急着找他。我原先的那个家里根本就没有人影了，后来我跑到学校，才知道他已经有大半年不回家了。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就跑到外地与他的一个女学徒同居去了，儿子在高三下半年后学习特紧张，就干脆经常不回家住。老师说我儿子的成绩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平时的成绩也达不上全班的中游水平。我是在高考的前两天才见着他的。仅仅一年，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时真是不敢相信，虽然他个头高了一大截，但双眸却有大多的冷漠与忧郁。我想作为母亲尽可能给予他一点补偿。我特意在考场附近的宾馆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天天送他上考场，又从考场把他接回来。但儿子除了默默跟着我外，多一句话也不跟我说。看得出他是对我怨恨在心。我知道这不能怪他，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考上大学。所以这一次我一直等到8月底才出国，我要亲自看到他的成绩下来。但儿子的高考成绩太让人失望了，离录取分数线还差30多分。北京的录取线本来就不高，可他还这么低，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同他平时成绩差不多的同班同学都考上了，惟独他远远低于录取线。我带着一腔火气，跑到他母校责问他的班主任是怎么回事。哪知人家见我就反问我，说你是他的妈吗？你像他的妈吗？那老师好厉害，指着我的鼻尖就大声嚷嚷，说人家的孩子也有当妈的，可人家孩子的妈，在孩子高二时就开始天天盯着孩子，一天不离身，你这个当妈的倒好，甩手就往国外跑，跑得影踪都没有。噢，现在孩子考不上大学你来找我们算账，好啊，我们还想找你算账呢！就因为你家孩子没考上大学，我班的录取率一下低了几个百分点，我的奖金、我的职称都受影响你知道不知道？你拿什么来赔偿我？你们这些在外国当假洋鬼子的不是有很多钱嘛，那就拿出十万八万赔我们呀！瞪眼干嘛？哎哟哟，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害怕。可当时我感觉那老师骂得太对了，把我这个自以为很关心儿子的母亲骂得无地自容。那一天，我跪在儿子的面前大哭了一场，请他原谅我这个没有尽到责任的母亲。儿子似乎也被我的一片真心感动了，他向我保证说来年他一定要考上。那天晚上，我们母子俩是在一片泪水中对天发誓的。由于我在蒙特利尔是请了一个月的假，所以我必须赶回去继续我自己的学业。临走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千美金留给了儿子，希望他在之后的一年中找个复读班，再自己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并对他说，半年后我再回来，伴他高考前的半年学习。当我与儿子分手后，踏上返加拿大的飞机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我把自己的下半年度的学费全留给了儿子，自己无法再到学校注册了。劳恩知道后，仍然提出由他借我钱，可这次我拒绝了，一是我已经欠他一大笔债了，二是我更知道当债和情扯在一起时，还债人会有更大的心理负担。这样我只好暂时放弃学业，开始了打工的生涯。我知道我只有半年时间，过了半年之后我必须回到儿子身边，这是我对儿子许下的承诺。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年之中挣回一年的钱才能实现我对儿子许下的承诺。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不堪回首，我也没有想到，为了实现对儿子的这个承诺，我竟然会在国外吃了那么多苦……”
凯丽忍不住掏出手绢，擦着脸颊上的泪痕。
我的心跟着她一起感到沉重。
“没有出过国的人都以为外国的钱是那么好挣，其实越富有的国度里，钱越难挣。那半年里，为了尽可能地多挣几个钱，回国好陪儿子参加高考，我几乎干遍了所有能干的打工活。我的英语还不过关，于是只能干给人家当家庭钟点工或者市政清洁工等别人不愿干的活，再就是干只有男人们才干的苦累脏活。加拿大很多工种是非常讲究男女之别的。不瞒你说，我有几次是女扮男装混进队伍去抢到活的。现在我听说国内有些下岗工人不愿当清洁工，我真有些想不通，在国外能有个就业的机会就是天大的好事哪，还有讲究什么工种让你捡捡挑挑一说？没有，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像我们这些既非投资移民、手中又无半张派司，业主用你，人家还得担着风险哩！你问我记忆中哪一次找工印象最深？要说印象深的大多大多了。就跟你说一件吧，那大约是前年11月底的事。当时我在给一个身边没有子女的孤老妇人做钟点工，每天我是在下午4点到她家完成两个小时的家务活，不知怎么的，那天去后主人的门却紧锁着。按照通常的约定我等半个小时如果还不见主人回来我就可以走了。但那天不知有什么预感，我想是不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于是便在雪地里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加拿大的居民住宅都是一家一户的别墅式的，我不可能到附近的居民家去等候，那加拿大的雪天要多冷就有多冷。不知是饿还是冷，我渐渐感觉自己的两条腿麻木，后来就根本没有了一点知觉，我知道自己可能快要顶不住了，想赶紧离开那儿，两腿却完全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又出不了一点点声音，突然我的眼前一黑，扑嗵就栽倒在雪地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五点多钟，我发现自己在一家教会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路过的一名警察救了我。而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那天没有回家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她的伤势并不算重，却差点让我为她送了命。当那老太太托人将我的二百加元的工钱送到我手中时，我忍不住嚎陶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命太苦，我哭为了能供儿子考大学挣的这几乎是用命换来的钱。半年后，我们中国的春节一过，我带着一秋一冬八个多月挣得的8000多块加元回到了北京。这是我向儿子作的承诺。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天天陪着儿子，早上为他做好饭，再送他到复读班补课，晚上又陪着看他做题，偶尔也教他一些英文，毕竟我在加拿大呆了一两年时间，英文特别是口语能帮助他一些。就这样，我们母子俩天天如此，从2月份一直到7月初参加高考的一百三十来天时间里，起早贪黑，连电视都没看过一回，除了菜市场和书店，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也许是老天有眼，也许是我们母子俩的合力，我和儿子的大学梦终于得以实现。这年他的高考成绩高出北京‘一本’录取分数六十多分，考入了儿子自己报的第一志愿理工大学……”
凯丽讲述的经历仿佛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情节。
“儿子被录取的消息我是在临上飞机时知道的。当飞机冲上云霄，在北京上空盘旋时，我俯瞰着这片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丽土地时，眼泪忍不住哗哗流淌。当时我想如果不是我走上背井离乡、远离国土这一步，我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能够更顺利地考上大学。唉，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对子女上大学最关心、付出最多的父母了。有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中国的亿万万父母心中，没有再比为了子女们上大学更令他们操心、担忧的了。你说是不是，大作家？”凯丽一边抹着泪，一边感慨万千地问我。
记得当时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但关于中国家庭对于子女高考所留下的沉重话题，从此却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间。那一刻我就想，有一天我会将笔对准中国高考这一影响着亿万万家庭的大事的。
在温哥华与凯丽告别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她本人的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她说她将在蒙特利尔大学与儿子在同一时间走出大学校门。
我遥祝凯丽和她儿子好运，也借此向为儿女教育付出万分艰辛的天下父母祝好运，愿他们为儿女编织的大学梦都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