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九章 游击战

弱者的强项

1937年7月15日,1军3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即派人连夜将情报送出城去。这时,3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一个连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晚了一步,公路上两道挺新鲜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它个伏击。

日寇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这是日寇对付抗联最毒辣的一招,后面会专门叙述),这一带房屋尽毁,空无一人。3师为了不走漏消息,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5公里左右,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里一座破庙待着。官兵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放上瞭望哨,只等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的福特牌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满世界绿意,车顶一面飘扬的膏药旗,像只恶狼血红的独眼。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夏日葱茏的山野间格外沉闷,在等待中有些昏昏欲睡的官兵立刻兴奋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了,日军跳下车,一个个端着枪,成散兵线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和坂本手执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冈田一挥手哇啦一句,鬼子复又上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官兵隐蔽在岭北路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车速不算快,看得见车上钢盔下的嘴脸了,周建华一声“打”,亲自抱挺歪把子的柳万熙,冲着驾驶室一阵猛打,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东松木岭下硝烟顿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分不清个数。司机负伤,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并未倾翻。车上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鬼子,只跑掉个被打掉下巴的。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有三个工作班。这种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威胁很大。这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日军哨所。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应战,一边向各处敌人求救。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11时左右,三辆汽车闪着车灯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埋伏在两侧的官兵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车上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日本子来没来?后一车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好嘞。

第二辆进来了,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美军作战靠科技。如今一个士兵,从头到脚都被高科技披挂着,更不用说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军舰了。当年是靠强大的火力,倾泻钢铁,这种能力也是高科技。日军就差多了,可比之抗联,又是天壤之别。那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高科技”这个词,可像李在德一样明白了鬼子头上的“铁锅”的效用后,在这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心目中,其实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而且,日军的军事素质、战术动作,堪称一流,也顽强。有的军队被打了埋伏,枪声一响,立刻乱作一团。日军通常是就地卧倒,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可是,就算平时演练几十、几百次,训练场也只能是训练场。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那种对心灵和肉体的捶击,那种掉进地狱般的恐怖,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再顽强,再“武士道”,未等找到北呢,可能连放出一枪的机会都没了。

古今中外,乃至未来,任何强大、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抗不住这种打击。

桓仁县窟窿榆树(今属新宾县)警察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捕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在高墙大院里,四角设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个碉堡。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里面不动窝了。

1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怎奈不能强攻硬打,那样伤亡肯定很大。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想引蛇出洞,“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怎么办?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自卫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1师少年营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许多官兵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服装,远远望去,很难搞清是什么队伍。机枪手丁三扮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翻译官,两人都是朝鲜(族)人。不懂朝语和日语的人,容易把两种语言弄混,一些朝鲜(族)人往往还会几句日语。像后来的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宾县特支和珠河中心县委时,汉字写不大好,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有时就夹杂几句朝语、日语。

1936年农历11月10日清晨,1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给警察署打个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一场好戏就开演了。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扮演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地上铺层薄雪,膏药旗和“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格外刺眼。老百姓以为真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着,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站队欢迎,自己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道:太君,俺和弟兄们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骂声“八嘎”:不通匪,俺们打胡子,你们为什么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官兵们就冲上去,把“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把伪警察署和碉堡点着了,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皇军”来检阅、训话,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1军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化装袭击,与利用各种天候地理条件的偷袭,在本质上应属于一类的奇袭。其共同特征,都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或是未等组织抵抗,战斗已经结束了,或是差不多结束了。而在使敌人猝不及防地受到突然的猛烈的打击(并不一定都是枪声大作)上,这“三大绝招”可谓异曲同工了。

实际上,这也是东北抗联最基本的战术手段,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强大武器。

游击队的特点,是敌明我暗,时隐时现,机动灵活,不然“三大绝招”就没了“绝”字。敌人来了,老百姓来报告了,或是还未出动,地下党的情报到了。

磐石游击队最初的名称,是“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为什么称为第四军呢?因为怕人家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军,觉得力量小,说第四军宣传时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军还在某处某处。”

抗联最多时达11个军,军下通常设师团连排班。有的有旅,为独立旅。有的有营,为军属或师属少年营、保安营。1937年全盛时期,11个军有三万余人,也就是一个正规军的兵力。有的军几千人,有的几百人,后者其实就是一个营。抗联一个师打日军一个中队,或是小队,或是伪军一个连,不知就里,会以为兵力绝对优势。其实,有的师百把人,有的团也百把人,师长、团长实际上就是个连长,连长就是个排长,甚至班长。但是,班长却是实打实的。作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在东北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个班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最低也不少于五个人,经常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从赤色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都不可能拉开架势打正规的攻防战。从几千人到几百人的,笔者未发现有集中全军兵力作战的战例。这不是游击战的战法。各军所属师团都是分散配置,在统一部署下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就近部队打个伏击,搞次偷袭。有时几个军的几支部队联合作战,攻打县城,或是镇街,得手、未得手后立即分散活动。兵力聚集一处,是游击队的大忌。游击战不是人多了就能打胜仗,而是靠战术巧妙、灵活机动,使自己处于暗处,袭击明处之敌。调集许多山林队作战,有时甚至成乌合之众。比较实打实的一个班,或者十几个人一个排,这打一下,那咬一口,打了就走,打不了也走,来去轻捷,得心应手。

1933年6月,磐石游击队攻打磐石县东北岔,发射7发迫击炮弹,伪军惊恐异常,让人想到“屁滚尿流”。许多时候有门炮真起作用,可它笨重,不便携带,各军陆续缴获的火炮,几乎都插了起来。重机枪也一样。抗联最宝贝的武器是轻机枪,一个人扛着就跑。

若是像义勇军那样,动辄拉开架势打正规战,抗联有几十个军也早垮了。不是敌人打不垮抗联,而是敌人摸不到抗联,抗联却可以摸到敌人——这就是游击战的诀窍和绝妙。

方方面面对比,都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关东军,也组织日伪游击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只是这种战法的专利,古今中外,从来都不是属于侵略者的。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它是在不断地袭扰敌人中,消耗、牵制敌人兵力和战争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战的军事价值,也正在这里。

“活动活动”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宽甸县北部西进本溪县大石湖与1师会合,意在安排1师今冬明春的活动。月底到达不久,敌人即寻踪跟了上来。部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势,1师在西边与从赛马集赶来的日本守备队打响,山林队高维国的部队在北边与从碱厂赶来的伪军接火,军部教导团对付从东边跟过来的日本守备队喜多部队。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就下了一尺多厚,把山野大地捂了个严严实实。教导团阵地正面是片撂荒地,那雪浅处没膝,深处齐裆,光溜溜的,上面一层薄冰样的硬壳,只余些蒿草的梢头在风中抖瑟。官兵居高临下,趴在岩石、树干后面的雪窝子里,山下杂树丛中敌人一露头,瞄准了就是一枪。

要想通过这样一片开阔地,即便是面对再拙劣的射手,也只能当活靶子。

山半腰一条雨裂沟里,有块半间房子大小的卧牛石,一个鬼子军官趴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挥面小白旗,指挥敌人用掷弹筒、六〇炮向山上轰击。杨靖宇指点着,命令机枪手尹夏泰把他打掉。尹夏泰一声“好嘞”,一个点射,小白旗不见了。一会儿,一个鬼子从下边沟里跑到那儿,小白旗又晃动起来。尹夏泰一个点射,又没了影动。隔了十几分钟,又一个鬼子不知死活地往那儿跑,尹夏泰扣动扳机“嗒嗒嗒”,没打着。

杨靖宇又调来一挺机枪,说:沉住气,瞄准打,看小鬼子还有多少指挥官。

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卧牛石火星四溅,雪粒子飞扬像卷起疾风。一阵雪雾散去,一个黄糊糊的东西从石头后向下滚去。机枪跟踪射击,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

从傍晌打到太阳卡山,传令兵不断来去,1师和高维国部的战况也差不多。大家最担心的飞机一直没来。天快黑了,参谋杨俊恒说:军长,看样子敌人要退,是不是追它一下子?

杨靖宇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笑道:小鬼子主动找上门来,咱也别慢待了人家,让许团长带人送一程吧。

团长许国有带两个连就追。队伍冲下山时,一脚浅,再一脚深了,那人就一头扎雪窝子里了,没人拉一把,有时都爬不起来。平地也差不多。这哪是打追击战的火候呀,却也正是火候。比之土生土长的抗联官兵,鬼子那腿功显然差一截子,穿得又多,也就更笨拙。鬼子作战一向顽强,近战喜欢拼刺刀,这工夫累得狗爬兔子喘的,“武士道”就成了“武士倒”。追上几个,枪打刀刺,一会儿就报销了。

照惯例,通常是打一仗,马上就要转移的。杨靖宇说:明天小鬼子肯定会来收尸,它也以为咱们走了,这回咱们偏不走,再打它个伏击。

第二天10点多钟,敌人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排子枪响过,官兵从雪地中跃起冲杀,很快结束战斗,缴获40多支步枪,还有1门小炮。

两天两个胜仗,部队转移到桓仁县滴水砬子,得知附近雅河口有个鬼子的兵站,里面全是食品。部队正好没粮了,就打。守敌是20多个伪警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能扛多少扛多少。

有些人是第一次吃到罐头,高兴啊,说杨司令,现在咱们有吃有喝,好吃好喝的,更得“干工作”了,得再干个大点儿的。

杨靖宇哈哈大笑,道:工作有的是,不过可别忘了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几天的工作干得不赖,响动也大了点儿,小鬼子肯定注意咱们了,眼下就得多游点儿。

一军的战士通常都有一个毛病,若是多日不打仗,就觉得心里有点儿刺挠(痒痒——笔者)。杨军长带队在热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时候,战士们向军长说:“咱们又好多日子不打仗了,怪难受的,军长!还不找个工作干一下子?”杨军长想了半天对战士回答说:“不过五天就有工作,别着急!”

南满1军官兵管打仗叫“干工作”,动不动就说“找个工作干干”。

北满3军、6军管打仗叫“搞影响”,部队打仗回来了,留守人员就问“影响搞得怎么样呀”?

吉东5军叫“活动活动”,几天不打仗,就说该“活动活动”了。

一到冬天,“活动活动”就成了抗联官兵的口头禅。

行军休息,或是有什么情况停下了,听吧,一会儿连长、排长、班长就喊上了:“活动活动,别冻坏了。”后来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抗联的穿戴,刚参军的还是老百姓打扮,戴个狗皮帽子,老兵多数是兔皮的,缴获日本子的。除了棉衣棉裤,还有套袖、套裤。套袖都能明白,套裤跟套袖一样,就是套在腿上,高过膝盖,一般都是老羊皮的。没有“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手套),把套袖往下拽拽,也能顶半个手闷子。脚上是乌拉,这东西轻快又暖和,绑上“脚扎子”(一种两个手指宽窄的“”形铁器,下边有四个爪),走冰雪道不跐不滑。还有个东西叫“屁挡”,狗皮的,狍子皮的,獾子皮的,屁股大小,绑挂腰上,累了坐着,冬天隔凉,夏天防潮。那时胡子和常年在山里干活的人,屁股后头都耷拉个“屁挡”。

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佝,还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一眼没看到,谁坐那儿迷糊着了,那就“悬”(危险)了。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5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东北人讲天冷,就说“这手冻得跟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没事儿,猫不咬了就是冻坏了。耳朵薄薄一层,又是脆骨,冻“硬佝”(僵硬)了,树枝什么的一剐碰就掉了。耳朵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将就,脚冻坏了,不能行军就不能打仗了,那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很多)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山顶上有瞭望哨,敌人没来,蹦跳活动都行,上边看到敌人了,就得老实趴那儿了。那时没有天气预报,也不懂什么零上、零下多少摄氏度,现在估摸大都零下20多摄氏度,腊月天零下30多摄氏度挺平常。经常半夜出发,天亮前赶到伏击地,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这就有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的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也没有套裤。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透心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一会儿就硬佝了。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了,俺听到了,看见了,模模糊糊的,脑子发木。枪响了,天崩地裂似的,这下子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大家伙儿冲出去了,这下子明白了。若在平时,别说自己个,就是有人拽,也得拖死狗似的,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到现在俺也说不清哪来的那股子劲头——就是一股急劲。

笔者家乡本溪市有“枫叶节”。每年9月下旬后的个把月间,枫叶就火焰般红透了山野,成为秋色的主调,引来游人不绝。古诗说“枫叶荻花秋瑟瑟”,深秋的枫叶更具一种别样的风采,让人感到生命的强悍和壮美。

而当年的抗联官兵看到枫叶由绿变红,就知道难熬的日子要来了。

住在城里干休所的、在乡间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抗联老人都说冬天游击的难处,不在天气多冷,那时那人多么“抗造”(能吃苦耐劳抗折腾),而在于平原没了青纱帐,山林里树木都光溜溜的,站在这山能看得见那山林子里活动的人形,土地爷和山神爷都不站在抗联一边,就有点儿汉奸的味道了。

胡子一到冬天就插枪、猫冬,甚至玩弄手段假投降,固然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是因为这个季节不适合干这种营生。任何规矩能够一辈辈传下来的,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近在眼前的事实,则是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

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是难免会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的。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大半年,南满是半年。认为冬天难以活动,猫冬意味着日寇每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安然地巩固其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到冬天,日寇就抓紧有利的自然环境大肆“讨伐”,这冬天在实际上也是猫不了、躲不过的。

后来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野副“大讨伐”,都是10月开始,翌年3月结束。三江“特别大讨伐”,原计划也是要在冬天进入高潮。平时日军高度分散配置,每当树叶飘零,就开始调集兵力了。后面将会写到,无论鬼子的战术怎样变化,这一条基本未变。

按照胡子的老皇历,1军独立师南渡辉发江之际,正该是进入猫冬的时节。可1军挺进东边道就站住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掩护。人民才是真正的青纱帐,只要和群众在一起,抗联就有了不倒的青纱帐。

当然还要讲究战术。

杨靖宇有个“四快”,即“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夏日游击,打得赢,打不赢,转身钻林子里就没影了。冬天就不行,就更得突出个“快”字。

抗联的许多好仗,都是在严酷的冬天打的。

树叶关门了

“春风不刮,杨柳不发。”在一阵暖似一阵的南风吹拂中,山野间树木光秃秃、干巴巴的枝条,一天天地光泽油润了,鼓苞发芽了,伸展枝叶了,关东的崇山峻岭和平原大地,就被醉人的绿意遮蔽了、淹没了。

每到这种时候,南满抗联官兵就会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到了。

同样喜上眉梢的北满抗联,则称之为“浑汤林子”。待到秋风渐紧,树叶飘零,大地裸露,满世界复现黄黄漠漠,山林又是清汤寡水般的树干枝条,就是“清汤林子”了,南满抗联就说“树叶开门了”——抗联的苦日子就来了。

有首曲调欢快的抗联歌曲《夏日游击》:

夏日游击,

草木来相帮,

树叶浓,草深长,

到处可隐藏。

不要忙,不要慌,

瞄准找对象,

临阵杀敌要沉着,

才能胜仗。

……

1军3师东松木岭伏击战,能取得那样的战果,老天爷和土地爷帮了大忙。倘是冬季,草枯树瘦,山野雪白,3师官兵即便不被发现,那仗也难得打得那样从容、漂亮。

鬼子发誓要为冈田等人报仇,“讨伐队”在3师经常活动的地区,到处搜山沟。它也不敢掉以轻心,每队少说百把人,一处响枪,都来支援、包围。还强迫老百姓出探,结果许多人都成了3师的探子。

3师的对策是有分有合,合是击,散是游。通常是白天在山上隐蔽、休息,跟鬼子兜圈子,晚上下山到老乡家吃饭。有时鬼子这边进村,抗联那边出村。即便白天也问题不大,钻进高粱地、树林子就没影了。有的“讨伐队”带着狼狗,狗鼻子灵呀,又经过训练,就得格外小心。山沟里大都有水,在河沟里蹚上一阵子,然后躲在下风头的树丛里看吧,那狗就这嗅那嗅地找不着北了。

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山上观“东洋景”——其实主要是听。大热的天,林子密不透风,许多时候也一点儿风没有,只听知了可着嗓子聒噪,满世界都被这声音和绿色充塞了。这山那山,这沟那坡,汗流浃背地登山爬砬子,也真够东洋鬼子受的。没等鬼子爬到半山腰,官兵们又到另一座山上坐着了。透过树隙,偶尔可见暗绿色的钢盔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有时就听一声惊叫,接着叮叮咣咣一阵响,是钢盔、水壶、饭盒和枪撞击石头的声音,当然更响的还是鬼子的惨叫。有时这边“叽里哇啦”一通忙活还未完,那边“叮叮咣咣”一阵响,又有“滚蛋”的了。

坐在山上吧嗒吧嗒抽烟的,情不自禁哼哼几声二人转的,有的忍不住就笑。有人就会呵斥一声小点儿声,或是闭嘴,说这不是看戏。

有人小声嘟囔:都说“看景不如听景”,也不能光听呀,得“干工作”呀。

看准从山城镇出来的一股比较孤立的敌人,柳万熙将部队隐蔽在一片开阔地后面的树林里,一阵排子枪打倒十几个。后来听老百姓说,当时就打死了三个鬼子,抬回去又死了几个。

一阵急雨似的排子枪,再一阵,顶多三下子,转身就跑,隐入密林深处。这种仗各军都没少打,通常都有斩获,自己则很少伤亡。如果周围敌人很多,就不能打,否则就难脱身了。

丛茂山老人说,敌人来了,你趴在那儿瞄准,有日本子就不瞄汉奸队,日本子中还得找当官的,骑马的,挎指挥刀的。这活领导多数都有安排,让那几个枪打得准的干,不能大家伙儿都打一个当官的,那样浪费子弹。俺就干过这活。右手二拇指钩住“勾死鬼”,瞄着、瞄着,指挥员那枪一响就“搂火”(扣扳机)。有时指挥员那枪还没响呢,咣一家伙,有人“跑排”(走火)了。本来那仗能打九成、十成,这一枪就打去四五成。可你能说他什么,新兵,害怕,从未打过枪,他也说不清那枪怎么就响了,把自己还吓了一跳。

老人说,第一次打仗,说不害怕是瞎话。可一想到日本子杀人放火,恨多了,怕就少了。妈个巴子,俺现在做梦,还常常摸进日本子大营里,把小鬼子都挑了。俺枪打得准,可用枪打不解恨!别看俺个小,俺年轻时可有劲了,跟日本子拼刺刀、摔跤,没吃过亏。

1军军事训练,杨靖宇非常重视射击和刺杀。各军都这样。1军还明确规定,冲锋时打三枪。一是跃起冲锋前瞄准了打一枪,二是冲锋时看准敌人打一枪,三是撤退时打一枪。追上敌人了,近战,能用刺刀解决问题,就不要开枪。抗联打仗,得经常想着自己还有多少子弹,掂量着子弹打仗——子弹金贵呀。

像许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一样,羊倌丛茂山的第一次实弹射击,是直接射向了敌人的。胆量和枪法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平时当然也练,瞄空枪,干部和枪法好的当教官。那时管“米”叫“米达”,许多人不懂,这种洋味儿的长度单位听着也别扭,一些教官也没这个概念,就讲“里”,“半里地”,“一里地”,“两里来远”。比如对空射击,能看清飞机的什么部位,高度就是多少里,提前量应该是几个机身。打步兵,当年的机枪手丛茂山说,敌人冲锋,一里来地,瞄他脚底下,正好打胸脯上。

许多老人讲到胡子,特别是胡子头,枪法特别好,胡子也非常佩服枪法好的人。有的参加抗联了,当教官,领大家训练。一些人那枪法就是子弹喂出来的,有的老师也是原来的胡子头,一代一代传下来,根本不正规。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有人能讲出这个意思,也没这话。有的为了掏枪利索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都锯掉了,哪还有什么“三点成一线”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是进门就让师傅领歪了,再纠正都难。

抗联真正开始比较正规、科学、系统的军事训练,是从1940年底陆续过界到苏联,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前后。教官主要是苏联红军军官,结合东北抗战特点,按照苏军步兵操典进行训练。主要是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滑雪,还有跳伞、空降——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东北抗联是最早掌握这项技能的。

开头,有人根本不信从那么高的空中跳下去不会摔死,那也不能装熊叫人笑话呀,牙一咬,心一横,眼睛一闭,下去了。

抗联老人都说夏天享福,在山上能睡觉,冻不着,饿了有野菜吃。春秋也挺好,天再冷也冻不坏,秋天还有野果子吃。

夏天让人难受的是蚊子、小咬、草爬子。

林子里蚊子、小咬多,吃食又少,一个个饿死鬼似的,见到人就兴高采烈地围上来。你走,它跟着你,头上、身后一团团地嗡嗡着,寸步不离。喘气吸进嘴里,眨眼也能夹住,停下来立即发起集团攻击。那人手里通常都得拿根树枝子,前后紧划拉。小咬专门攻击头发根、耳根、脖子,咬上就是一片包。有种黑褐色的长腿蚊子,个头大,隔层衣服也能叮你一身包。脱裤子解个大手,就更得紧忙活了。稍微麻痹点儿,觉得痒了,伸手一抓,黏糊糊的,都是血。

胡子惩治仇人,冬天把人绑树上,有时还浇盆水,把仇人冻成“冰棍”。夏天把仇家扒光绑树上,一会儿就剩个黑糊糊的人形的东西了,那身上被蚊子叮满了。第二天再看,那人白白的,一点儿血色都没了。

草爬子模样像臭虫,饿着时小米粒大小,瘪瘪的,刮风时像粒灰尘在林子里飘。吸足了血,就像气球似的能胀到黄豆粒大。这东西光吃不拉,据说是一嘴两用,边喝血边把废弃物排泄到人体里,毒性特别大。这怪物嘴上长着倒刺,不知不觉叮进肉里,倒刺立即展开,死死叮住那里,用烟头、香火烧它才肯出来。强拉硬拽,宁可身首分家,也要把脑袋留在人体里,让你痛痒无比,还易溃烂。

有老人说,草爬子能传染一种森林脑炎,治愈率为万分之几。当然,这都是后来知晓的。当年就说是“闹病死了”,再说得具体些,就是“脑袋疼疼死了”,“肚子疼疼死了”。

一到夏天,那人身上就难得见块好地方了。可比之冬天遭的那罪,又算不得什么了。

军部机枪连3排长,一条腿被打断,当时人就没气了。大家以为他牺牲了,用树枝蒿草把他掩盖一下撤退了。当天晚上,一场大雨把他浇醒了,三天后爬了回来。杨靖宇非常感动,说他是“我们抗联的英雄”。

这要是冬天,别说断条腿,就是好好个人,在深山老林里掉队了,十有八九冻死了。

痛打邵本良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

战斗力最强者为邵本良队,作战时不能任意撤退,并有相当技术。

写于同年、未注明月日和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几个战斗情况》中说:

邵本良原来是个团长,他在南满一带“剿匪”最出力,也最有名。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被他打个落花流水,山林队没有不怕邵本良的(在山林队中通常发誓就是:如果我做坏事,出门就遇见邵本良)。

邵本良是海龙县人,中上个头,四十多岁,当过十多年胡子,后被东北军收编。此人胆大,有头脑,善钻营,在直奉战争中立下功劳,颇受张作霖赏识,由连长一路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降日寇。在其后的几年间,伪军有哗变的,有暗中“通匪”的,日本人瞅谁都觉可疑,不放心,对邵本良却青睐有加,委任为少将旅长、东边道“讨伐”司令官。别看有人那官更大,却是虚的,邵本良则实打实。邵旅粮饷充足,装备全换成日式的,这小子大概也恨不能把自己变成日式的了。

从胡子头到东北军团长,剿与被剿,还有军阀混战,那个年代的仗让这小子打全了。还是个地头蛇,对东边道一带地形、民情非常熟悉。因其官兵都挂个“屁挡”,而被老百姓称为“大尾巴队”的这支伪军,胡子出身的也多,一些人还有杆烟枪。一提起抽大烟,人们就会想到哈欠连天,弱不禁风。后面将会写到,胡子抽大烟,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职业病态。而一些惯匪双枪将,枪法准,有战斗经验,走到哪儿不会迷路,哪座山上有个山洞都有数。

日军行军作战,靠地图。特别是1935年前,离开地图找不到北。比之张学良的东北当局绘制的地图,日军的要精细些,但与实地也往往差距挺大。地形不熟,不懂民情,对抗联的战术也一知半解,因为它是“鬼子”。除了装备好,作战顽强外,再无优势。而这帮双枪将过足烟瘾,或是有烟土作诱饵,上阵也是不要命的,有时比日军还难对付。

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后的第一仗,对手就是这个邵旅的一个连。虽然将其击退,独立师也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四人,其中包括在南满巡视工作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

1军要在东边道站住脚,必须严惩邵本良。

位于通化和柳河两座县城之间的三源浦,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也是邵本良的一个重要据点,有邵旅的一营伪军和警察队、治安队驻守。金川县凉水河子镇,是邵本良的后勤兵站基地,邵部的军需补给及家眷都在那里,自然也有重兵防守。

权衡利弊,杨靖宇决定声东击西,佯攻凉水河子,奔袭三源浦。

独立师参谋长李红光,找到当地几个农民,让他们到就近的伪警察署报告,说他们看到红军了,红军要打凉水河子。见农民莫名其妙,面露难色,李红光道:你们照俺说的办,就是帮了红军的忙。

11月24日,就在邵本良带两连伪军匆匆离开三源浦后,早已在附近待机的独立师一阵猛攻,将镇子拿下。

正在琢磨下一个目标打哪儿,有人送来一封邵本良的信,是写给驻通化的伪军司令廖弼宸的,说他在东部驻有重兵,要廖部协防,防止红军突围。杨靖宇和李红光分析,觉得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驻有重兵,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再询问送信人,送信人说信是在路上捡到的,就认定这是邵本良的一个圈套。杨靖宇给尚在磐石的1团团长袁德胜写封信,说他要从西部突围,命令袁德胜率部前去策应,并使这封信也落到邵本良的手里。

假信对假信。就在邵本良自以为得计,在西部布下重兵时,杨靖宇率部长途奔袭,一举拿下了凉水河子。

迅雷不及掩耳的两次奇袭,打得邵本良嗷嗷叫:俺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俺还鬼。

东边道的大小山林队拍手称快,都服了,说红军了不得,杨司令了不得。

转眼就是1935年夏,葱茏翠绿的世界,抗联健儿又游又击,大海中的鱼儿般欢快活跃。

8月上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金川县(今辉南县)河里出发,连续几天西行,准备偷袭柳河县城。都是夜间行军,到一地立即封锁消息,结果还是走漏了消息,“大尾巴队”一个营提前一天进入柳河县城。邵本良就有这等本事,人熟地熟,耳目又多,别人搞不到的情报他能搞到。这是其他伪军比不了的优势,也是这个胡子头敢在主子面前拍胸脯子“包打红军”,有时甚至不买主子账的资本之一。

柳河城不能打了,“大尾巴队”却像群恶狼似的跟了上来。

邵旅编制3个团,5团、7团邵本良随意调遣,12团就不大听使唤。对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张大帅,东北军官兵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同样出身的邵本良这样的收编队,就不大放在眼里,特别是从正规军校毕业的军官。而邵本良则认为军校出来的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阵尿裤裆。三源浦和凉水河子被袭,12团团长是偷着乐的,5团、7团却觉得那是偶尔失手,红军不过是一群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恶狠狠跟上来的“大尾巴队”,是7团的一个营。7团号称“老七团”,由邵本良亲自兼任团长,是这小子的起家队伍,军官大都是当年占山为王时的弟兄,抱团,为他两肋插刀,骄横、凶悍,一心想要报仇,恨不得一口把眼前这股红军吞了。

来得正好。杨靖宇听着侦察员的报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在清原县的黑石嘴子伏击敌人。部队隐蔽在路北山脚下半人多高的草丛中,距路边就几米的距离,路南是片大豆地,无遮无拦,第一阵排子枪响后就冲上去抓俘虏。

这一仗毙伤敌人60多人,俘虏10多个。“老七团”挺顽强,有的死不缴枪。

军部秘书长韩仁和给俘虏训话,开口即道:你们都把心好好地放肚子里,俺们不杀你们,马上就放你们回家,还发路费。

坐那儿流泪等死的,一副宁死不屈无所谓样子的,转着眼珠子伺机逃跑的,听到这话都愣了,之后是不信。“共匪共产共妻、群婚乱婚”呀,“让共匪抓去不是活埋,就是割头”呀,这类话听得太多了,虽未眼见,也怪吓人的。而一些山林队捉住“大尾巴队”的人是怎么处置的,倒不陌生,因为他们也那样干。

韩秘书长说:人民革命军打日本子,抗日救国,救中国,你们倒帮狗吃食打俺们,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的良心长哪去了?你们替日本子卖命,能捞到什么好?你们的爹妈和老婆孩子,不也一样当亡国奴,受日本人欺负吗?桓仁铧尖子日本守备队要娘儿们,把警察署警察的娘儿们都糟蹋了,你们的娘儿们就那么保险吗?你们也是中国人,心里什么滋味儿?俺们有句话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儿个是你们撵着打俺们,是自找的。俺知道放你们回家,有的还会跑回“大尾巴队”去,那也放,共产党说话算数。可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想着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别白搭上小命,爹妈和老婆孩子还要跟你背骂名。

9月,韩秘书长截听“大尾巴队”电话,得知7团后勤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到八道江,由一个连护送10马车物资,还有一些军官家眷,部队就在必经之地葱岭等上了。当战斗进行到需要顾及到军官家眷时,只见这些女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趴到路边小河沟里,抱孩子的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底下。那水深处也只没过脚踝,那也不行呀。孩子哭呀叫呀挣扎呀,有的母亲竟然毫无直觉。当官兵们把她们拉起来时,有的孩子已经呛死了。

反应过来,包括邵本良的小老婆在内的这些女人,第一个动作几乎都是伸手去摘耳环,撸戒指、镯子。后来,再听谁讲红军是胡子,这些女人就说:别“扒瞎”(胡扯、撒谎)了,天底下还有给金子也不要的胡子吗?

1936年2月26日夜,1军又端了“老七团”设在通化县热水河子镇的团部。

邵本良“包打红军”的牛皮把自己吹破了。怎么办?以7团为主,配以相当数量骑兵,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一支精锐而又轻便的近千人的“讨伐队”。同时,要求所到各县的地方武装都要听他指挥,并要提供三架飞机助战,日寇一一应允。这样,天上地下,灵活机动,发现踪影,围追堵截,抓住机会,穷追猛打。

敌人最终在军事上击溃1军的那套战术,就是邵本良的这种战法提供的雏形。

东北十四年抗战,各地都有类似邵本良这样的铁杆汉奸。不过,像这小子这样有三架飞机供其调用的“陆空司令”,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人,也够牛的了。只是被杨靖宇的伏击打怕了,再恼羞成怒,急于在主子面前挽回脸面,也不得不倍加小心。

把重机枪、迫击炮这样的笨家伙在山里藏起来,杨靖宇带着队伍就是一个字“游”。2月中旬,清汤林子,白天不便行动,就白天休息,晚上行动。看好个地方,就封锁消息等上了。鬼精鬼怪的邵本良看地形不利,空中侦察,地面不动。敌不动,我动或不动,要视情况。有时是派出小部队偷袭、骚扰敌人,有时是走,甩脱敌人,使敌人不知去向。有时还要故意搞出点儿响动,打一下警察署什么的,把“大尾巴队”再引过来,拖上一阵子又没影了。

从2月中旬到4月底,1军出通化,进辑安,然后柳河、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先后转了七个县,行程约两千公里,4月30日在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将这支尾随了两个多月的“大尾巴队”大部歼灭。

大东沟两山夹一沟,山大沟深,这种地形邵本良当然是不会轻易进去的。杨靖宇命令各部,将破衣烂衫什么的一路丢弃,尽显狼狈之状。而每天10点来钟就会出现在头上的飞机,则向邵本良报告这支队伍掉队的越来越多。当天上午,三架飞机飞临梨树甸子上空盘旋侦察,未见异常,邵本良就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进了大东沟,子弹就从两侧疾风暴雨般泼泻下来。

这是一个“口袋阵”。等在沟口的是1师6团,中间是军部教导1团和1师少年营,还有几支山林队,守在沟里拐弯处的是1师3团。发现中了埋伏,前头的拼命往前冲,后面的不顾一切往回跑,都被顶住,中间的则被截成几段。突不出去,“大尾巴队”开始向两侧山上反扑。此时树枝刚刚打苞,离树叶关门还早着哩,视野非常好。官兵居高临下,沉着地据枪一个一个地“点名”。几门迫击炮还没架好,鬼子连长菊井少佐就见鬼去了。

一些老人说,沟底有条小河,河沟里的水都红了。

综合上世纪60年代初家乡党史人员调查当事人的资料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说法,进入伏击圈的500多人,跑掉的顶多不会超过50人,其中包括邵本良。这小子脚后跟中了一枪,在几个马弁拼死卫护下,趁乱溜了。

三个多月后,1军在通化四道江再次伏击“大尾巴队”,毙俘近百人。

梨树甸子伏击战,邵旅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毫毛未伤,抹了满脸血躺在死尸堆里装死,竟让他混了过去。这次,这个“武士道”又如法炮制,打扫战场时被戳穿“东洋景”,官兵给他一阵乱枪,说“叫你装死”。

梨树甸子伏击战后,“大尾巴队”一蹶不振。

“大尾巴队”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当然不会心疼,问题在于曾被无比信赖的邵本良,这时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如果俯首帖耳听使唤,日本人也许会给他个什么闲差,安然无恙地吃他的卖国俸禄。这个桀骜不驯的胡子头,却坚持说他那套战法没错,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是凭本事干出来的。当然他是和部下弟兄说的,却可能不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吗?而且,有时对主子也来几句横的,那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道江伏击战,这个脚伤未愈就上阵卖命的汉奸,再次逃脱后住进奉天一所日军医院,不久就死了——据说是被毒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