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死者

一个热血青年，一介书生，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到被日寇派来镇压群众的一连伪军的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挥之不去。

牺牲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孟杰民，和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都是磐石县人，磐石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的所有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为“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就是“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里写着下面的文字：

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作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数量及比例可能会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种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抗战中的无名烈士，东北也肯定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除此而外，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甚至赶不上今天的一些简历表中的内容。

我知道他们的坚定、刚毅、果敢，却不知道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和前面写到的王永江等人，本来可以当师长、军长，却过早地牺牲了。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正值青春年华的健壮的身躯，扑拥着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红的雪，热的雪，铺映着冰天雪地的抗战之路。

前面说过苏区保卫战，现在让我们尽量地走近一次。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这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在冬日干冷干冷的小北风中显得格外响亮。这是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的样子，其中黄糊糊的鬼子有百来名。轻重机枪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泥雪柱子。朝鲜（族）人家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每次都是这样，立即行动，不用多说一句。

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金嫂”和几个队员占据村南一座大院，利用院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成散兵线攻击，黄糊糊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那雪地尺把深的积雪，深处没膝，跑不快，易于射杀。只是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放近了打，又人少枪少火力弱，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队部的房子被打着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门前菜地里的雪地上把身上的火滚灭，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坚守。房子又着火了，女队员元熙淑掩护，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伤员冲出去，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二十一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朝鲜舞跳得美极了，演戏扮演小媳妇更是以假乱真。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渔郎村烈焰腾腾，村里村外枪炮声不断。政委“金嫂”将块红布拴在步枪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有个老人跑不动，他就扶架着老人，落在后面。赤卫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了，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击中腹部，车贞淑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后来人们找到他们时，车贞淑还有口气，两个耳朵被割掉了。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这是朝鲜（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糯米蒸至八分熟后捣烂，黏黏糊糊地摊平了，上面撒上芝麻、豆面，再蒸一下，切成块状就成了，味道好极了。

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还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忙活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李在德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天黑前收拾停当了，她还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都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开头表现挺积极，还入了团，却总让人觉得虚头巴脑的。李在德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李元珍家是富农，“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触犯地主富农利益，一家人搬去鹤立镇，没想到竟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毕竟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或是有所耳闻。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十指连心哪。昏过去，醒过来，一天死活几次。叛徒没出面指认前，都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现在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二十三岁的安徽青年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被罗登贤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在田头，在炕头，一只紫黑色烟斗，伸进那个比通常的烟荷包大得多的荷包里舀斗烟，摁实，然后双手敬给上了年纪的老人。若都是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点燃了，吸一口，说声尝尝俺的烟，那只烟斗就在一张张嘴里冒着烟，那庄稼嗑、革命话就尽情唠去吧。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战斗中，有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的传单，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村）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作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

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冬天屋里暖和，出得门去，空气干冷得滴水成冰，立刻咳嗽不止。冬天又是敌人重要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骨，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别人没觉得怎么的，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也没觉得奇怪，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噗噗钻进脚前脚后的雪地里。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老王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给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

一个童长荣，一个后面将要写到的魏拯民，浑身是病。在东北这种环境里，他们实际上是挺熬不过几个冬天的。而随着条件的日趋恶化，就是那些健壮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有多少熬撑到了最后？

一个二十四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的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包围。战斗中，童长荣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二十二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他在东满工作达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

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

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

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在日寇占领下的东北，还要像国民党统治下的关内一样，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根子在博古、康生那儿，甚至可以追到共产国际去。反“民生团”斗争，直接的关系好像没有，可间接的呢？而对于这一切，毫无疑义，满洲省委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东满作为推行这一切的典型（当时叫“模型”），当然有其特殊的复杂的背景，那作为东满特委书记、“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能辞其咎吗？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在童长荣生前就已自上而下地纠正了，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杀害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民生团”呢？倘若九泉下有知，他会像后来已知的挺长的历史时期那样，对此不置一词，保持沉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