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吴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附录吴心柳先生来信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我已同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我希望学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种科学而负责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做一定量与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约数"(这一部分东西最容易给学混子会来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异之点,来一个分析比较,然后登高一呼:"我主张丢掉米饭改吃面包!"就是错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种"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要可爱得多。至于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赛之论。

当时已嫌太笼统,今天不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么?

当然,"立界"绝非易事,事实上,今天的东方不管你反对与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湾,没有人再以为啤酒、香烟、电影、西装,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连歌剧、基督教(所谓"小群"的)、原子炉、军刀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了。我们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学家心目中,中国人应该如何丢掉那块"沿习之饼"(The Cake of Custom),而借摹拟、消化,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个体而已。

您是学历史的么?如果不,这份业余或半业余的研习精神可真惊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非对历史与文化前途有特大兴趣,只是像采访新闻一样,想知道"事实"而已。

吴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