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节

这辆三菱越野车硕大迅猛,像一艘巡洋舰,在麦浪林海间行驶。它来自我的家乡,又向着我的家乡。它现在载着我和我的学生曼得拉,又像一把扯着丝线的梭子,插进如织布机一样庞杂而壮美的山河。

我要回家看望我的母亲,这是我回家的理由。我已经两年没有看望我的母亲了,我很想见她。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值得我想念的了,除了母亲和我家屋后的山泉。我的妻子和我离了婚,我心爱的女学生现在十分恨我,我报考的官职希望渺茫。我没有心情待在一座令我伤感的城市里,想远离它,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是真正的理由。于是我想起我的家乡,那个山水环抱的小村,现在成了我最向往的世外桃源。况且,那里还有每天都守望着儿子归来的我的母亲。

我的研究生曼得拉知道我要回家,闹着要跟我一起走。这个来自非洲的黑人小伙子,说没有到过中国的农村,一定要去看看,顺便拜望他的师太。我说我的家乡山高水远,我的母亲瘦弱矮小,讲话结巴。曼得拉说那我更一定要去,我要看看山高水远的地方,瘦弱矮小讲话结巴的母亲,是如何孕育出导师您这样的天才!我说我是天才吗?曼得拉说您不是天才我能拜您为师吗?您是语言的天才!我看着恭维我的学生,心口一甜,答应了他。

车子是专门来接我的,因为我把回家的打算告诉了李论,问他是否也想回去。他的家和我的家就一山之隔,那座百年的老房子还住着他鳏居的父亲。他的母亲死了,而我的父亲死了。我心想如果李论回去的话,一定可以弄一辆车,他现在不仅是手握重权的省计委计划处的处长,还是势在必得的首府宁阳市副市长。我不想不光彩地坐班车然后再转坐农用车回家,好歹我现在是副教授、博士。

李论说怎么想到这个时候回去?我说回去看看母亲,现在学校还在放假。李论说学校放假,现在是选拔厅官的节骨眼上,怎么能回去呢?我说哦,你不能回去。我是没指望了,我自己回去。

“结果不出来之前,不能说没有指望。”李论说。

“我要回去。”我说。

“那我给你找部车,”李论说,他说到我心坎上了,“我让县里派部车来接你。”

县里的车子来了,先见了李论。李论跟车到大学里来接我。

我和曼得拉上了车。李论看着我身边的曼得拉问我这位爷是谁?我说曼得拉,我的学生。李论说美国黑人?曼得拉抢在我前面说不,我是非洲人。李论说哦,会中文呀。曼得拉说我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的,当然会啦。李论点头说好,转头叫司机开车。他坐在副驾座上。

曼得拉却不想放过他。

“前面这位先生,为什么认为我是美国黑人?”曼得拉说,像是问我,也像是问李论,“难道美国黑人要比非洲黑人高人一等吗?”

我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那他是什么意思?”曼得拉说。

“我的意思是,”李论没有回头说,“你要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话,回国的时候代我向莱温斯基问个好,就说克林顿到过的地方我也想去。”

曼得拉听了一头雾水,问我说:“彰老师,他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连这话都听不明白吗?”

曼得拉说:“我不明白。”

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莱温斯基最吸引克林顿的地方,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曼得拉说:“那莱温斯基最吸引克林顿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李论哈哈大笑,用家乡土话对我说:“文联,你怎么收了这么个傻B学生?”

我用家乡土话回答:“你千万别小看他,其实……你应该给他敬个礼,因为……你到过的地方,他比你先到。”

李论回头,“你说什么?”

我说:“还用我说什么吗?”

李论盯着曼得拉,用土话狠狠骂了一句。

曼得拉问我:“他和你说了什么?”

我说:“他说认识你很高兴。”

“是吗?”曼得拉将信将疑,“你还没有给我介绍,他是谁?”

我说:“我的朋友、老乡,省计委李论处长。”

曼得拉友善地看着李论的后脑勺。

我说:“李论!”

李论回头,把手伸向曼得拉,真的说了一句:“很高兴认识你。”

两只不同颜色的手握在了一起,像是两根都想上树的老藤,在树下接触。不,其实他们都已经爬到了树上,只不过没有缠住,甩下来罢了。那棵树的名字叫米薇。

李论与曼得拉握手后,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来,递给我。

“这是三千块钱,”李论说,“两千给我爸,一千孝敬婶。”

李论所说的婶,指的是我母亲。

我数出一千,还给李论,被李论挡回。

“婶不要,你再带回给我。”

我看着李论,把钱收了。

“有空的话,到我的祖坟,替我拜拜。”李论说。

我说一定。

车子到了大学门口,李论让司机停车,说要自己打车回城里去。他下了车,想起什么,走到车子后窗前,对我说,“哦,我给我们县县长打电话了,他今晚接待你。”

“不要兴师动众了吧?”我说,“况且我和县长也不认识。”

“省城来的处长,大学教授,”他看了看曼得拉,“对,还有一个外国友人,县长是要出面的,这是正常接待。”

“我是副教授,你可别说我是教授啊?”我说,“况且我也不是处长了。”

“搞不好你是宁阳市的副市长,现在还说不准。”

“你别羞辱我了,李论。”

“你别管,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李论说,“说教授你就是教授。”

“那你还不如说我是禽兽得了。”

李论笑,说:“你白天是教授,晚上才是禽兽,到了早上,你就是困兽了。”

曼得拉也笑了,像是听明白了,说:“中国语言,太奇妙了。”

李论说:“看来你没有枉做彰教授的学生,得到真传了。”

三菱越野车在李论的挥手间与市区背道而驰,它向着我的家乡奔去。

一路上曼得拉兴味盎然,像司机一样全神贯注。他的目光一刻都没有从窗外收回,没有放过扑向他眼帘的山水草木,仿佛他对这些山水草木比我更有感情,或者说仿佛他比我更向往我的家乡。

汽车跑了三个小时,临近我家乡的县城。我家乡县名叫朱丹,像一个好听的女人的名字,但它不是因女人而得名,而是因为这个地域蕴藏着一种叫锑的矿物。这种矿物在过去只是被人们拿来避邪,它的颜色和产生的气味能使毒蛇或附在蛇身上的魔鬼退避三舍。我小时候也这样迷信过。但是在我长大后,具体地说我二十岁以后,我不迷信了。我发觉别人比我更不迷信,那可都是些有头有脑的人,大都来自外地,是人物中的精灵,他们率先对锑矿进行开采,像那时候的恋爱一样半公开或不公开。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人并不很在意,以为他们成不了,因为他们必然会受到阻挠。但只过了若干年,人们发觉这些人富起来了,本地房子起得最高装修得最好的,肯定是与采矿有关的人。这些人真是聪明能干呀,他们让更广大的人们感到了贫富不均或利益悬殊。于是,觉醒或觉得落后了的人们,走进了银行或亲戚、朋友家里,贷款和借钱,当起了矿老板,这叫借鸡生蛋。不懂得借鸡生蛋的也懂得去做矿工,像我村里那些正当年和还有力气的男人们。但矿老板和矿工这两样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在二十年前上了大学,后来又分在了大学。我在大学里教书,像在厕所里放屁一样,活得很文雅、清闲,就是说我的家乡天翻地覆却与我无关,因为我在大学,是个副教授,像公鸡一样,能说会道,却不会生蛋。后来我虽然当了几个月的处长,那也是粉笔盒装死鹦鹉,不是个人棺(官),东西大学处长有一礼堂,科长有满操场。

我定睛看着窗外,汽车在我的遐想间已进入县城。宽敞、崭新的街道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在这儿读过高中的县城,它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自从我上了大学,二十年来,我只到过县城两次。最近一次是六年前我携新婚妻子回家——通常我回家是不用经过县城的,而是在中途下车等路过的班车转道。但那次回家不同,我的妻子曹英不仅想看望我的母亲,还想看把我输送出去的母校,于是我们取道县城。在探访了我的母校朱丹高中和部分老师后,我们在县城的街道散步。那时候的街道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我领着妻子到哪指哪,像个本地通,惹得我的妻子说敢情你读书这几年都在逛街呀?我说那哪能,记性好呗。曹英说那你带哪个女孩逛过街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到目前为止只带过一个女的逛这条街。曹英说谁?我说你。曹英说我不信,你那么浪漫的人。我说我的浪漫是考上大学以后才浪漫的,不,是认识你,不,是和你谈恋爱以后才浪漫的。曹英说你滑头。我说我滑头的话,还能考上大学吗?而且是北京大学。那一年朱丹高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两个,而且都出在我们乡。曹英说是吗?还有一个是谁?我说李论,他考上的是复旦大学。曹英说现在在哪?我说省计委。曹英说怎么不见你们来往?我说我没有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习惯,他现在是副处长。曹英当即就骂我清高。那是曹英第一次说我的不是,而且是在我故乡县城的街道上,所以我还记得。而现在清高的我已不清高了,清癯的旧街也已面目全非,就像我的妻子已成为我的前妻一样。

而让我更觉得新奇的是我们进驻的宾馆,它豪华又幽雅得让我怀疑身处异地,比如桂林的榕湖饭店,我在那里开过会。它最大的特点是堂馆全掩映在榕林之中,可我记忆中的朱丹县城是没有榕林的,而且这个宾馆所在地原来不过是个大鱼塘,我和李论还在这里偷过鱼。但现在什么都变了,仿佛是鬼设神造,弹指一挥间,这里哪来的一片榕林?而且看那一株株轮胎般圆大的榕树,都在百年以上。毫无疑问这是移植的结果,这些榕树来自深山老林。试想移植这一片榕林,要动用多少人力财力啊?这座名叫银塔的宾馆,让我想起埃及的金字塔。

朱丹县县长在银塔宾馆大堂里迎候我们,我在车里听司机说他的名字叫常胜。常胜在司机的介绍下和我认识。他和我握手的时候,称我为教授,还称我领导,让我很难堪。

“李处长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常胜县长见我不自在,“你很快就要考上宁阳市副市长了。朱丹县现在划归宁阳市管辖,你一上任,可不就是我的领导了嘛。”

我说:“你别信李论瞎说,我考不上的,李论倒是势在必得。”

“都上,都上,”常胜县长手掌往上托了两下,“李处长和你,一个都不能少!”

“常县长看过张艺谋的电影,”我说,“可是我真的不会考上副市长,我就是一个副教授。”

“副教授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呀,你和李处……不,你和李副市长,都是我们朱丹县的光荣!骄傲!”

我看着花言巧语的县长,无话可说。

我和曼得拉被安排住进总统套房里,一人一套。曼得拉激动而紧张地跑到我这边,说彰老师,他们是不是误认为我是曼得拉总统了?让我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我说你的理想不就是当你们国家的总统么?你就当作提前实现了。

“就像老师您,被提前当作副市长一样么?”

我看着曼得拉,看着豪华得令人咋舌的房间,“一个副市长怎么也跟总统的待遇一样?”

曼得拉说:“您虽然只是副市长,但您却是总统的导师呀!”

我们相视而笑。

晚宴也隆重之极,常胜县长不仅用山珍招待我们,还调动了美女前来作陪。美味佳人,让幻想当总统的曼得拉以为自己真当了总统。他搂着美女又喝又唱又跳,直到醉得趴下。

常胜高兴地给李论打电话,把招待的规格、状况向李论报告,得到李论的称赞。

“那自然,你的朋友、同学,我岂敢怠慢,”常胜县长在电话里跟李论说,他看看我,看看醉倒在沙发上的曼得拉,“彰教授没醉,外国友人醉了。我知道,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的佛面我能不给吗?”

我这才明白,常胜县长对我的热情,完全是因为李论的关系。李论现在还是省计委计划处的处长,手里握着上千万过亿元项目的审批权,李论的吩咐对他如同圣旨。他根本不是以为我会考上什么副市长,也没有看得起我是副教授。他讨好的不是我,而是李论。我不过是他向李论献媚的途径,也是李论炫耀和证实权力的试金石。如此而已。

我从县长手里要过电话,对李论说李处长。李论听出是我的声音,说你骂我。我改口说李副市长。

“彰副市长。”李论回敬道,“你好摸(么)?”

“我好摸,很好摸,”我说,“我原以为自己是猴屁股,托你的造化,变成马屁股了。”

“文联同志,做人要厚道,”李论引用电影《手机》里的话,“不要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县长常胜这人是我的好兄弟,不要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好车接你,好酒待你,你还不领人家的情,这就不对了。”

“对不起,我错了,”我说,“我改!”

我把手机还给县长,紧接着端起酒杯,向县长敬去。

“谢谢你的款待,常县长!”

常胜县长难堪的脸上勉强露出悦色,像是被泼了一瓢冷水的炭火艰难地复燃。他和我把酒干了。

末了,县长说:“明天,我过来陪你喝早茶,送送你。”

我说不了,县长!

“送送你嘛。”

“不!不不!”

县长见我态度坚决,说:“那好吧,车明天照送你。我让秘书给乡里打个招呼。”他的表情一愣,“你家是在哪个乡了?”

“菁盛。”我说。

“哦,菁盛呀,和李处长同乡。”县长扬扬手,“我给乡长打电话,亲自打,让他陪你。”

我说:“不用,我有个弟弟就在乡里工作,有他陪我就行了。”

“是吗?你弟弟是谁呀?”

“彰文合。”我说。

“彰文合?”县长边在脑子里搜索边说。

“在乡里当宣委。”

“彰文合,我记下了,”县长边点头边说,仿佛我嘱托他什么似的,“知道了,你放心。”

“常县长,我没别的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不想太麻烦县里乡里,有我弟弟陪我就行了。”

“我知道。”县长拍拍我的肩,然后顺手和我握别。他福相、世故的脸上露出笑容。那笑容让我看上去就像深潭的水涡,轻蔑地朝我荡漾。


我站在河岸上,指着对岸山脚下的屯子,对曼得拉说,那就是我的家。

曼得拉手往额前一抵,像猴子一样眺望。他眼睛骨碌碌地转,说是哪一家?

“最里面,只露出屋顶的瓦房就是。”站在曼得拉旁边的我弟弟说。

曼得拉又望了一会,像是看到了,“师太现在就在那里吗?”

我弟弟突然发出一声长呼。猿啼一样的声音传过河去,抵达对面的山,又向我们回荡。

曼得拉看着我弟弟,看看我,想弄明白我弟弟为什么呼叫。

“叫船。”我说。

“叫床?”曼得拉说。

我看着曼得拉,“你平时是这么叫床的吗?”

曼得拉笑笑,看着河对面码头的一条渡船。“我明白了,是叫船,不是叫床。”他其实清楚我弟弟呼叫的用意,也听懂我的话。

渡船上现在没人。

屯子里走出一个人,戴着斗笠。他下了对岸的码头,那是渡船的船夫。

送我们的车子掉头回去。

我们走下只能步人的码头。

码头陡峭、狭窄,仍然是老样子,亘古不变。我弟弟说你当了副市长,别说是修码头,连造桥的可能性都有。我回头瞪着弟弟,“谁说我要当副市长了?”

“报纸不是登了吗?”弟弟说,“你和李哥都榜上有名。你是第一名。”

“那只是笔试。”我说。

“你是第一名呀!”

“那也只是笔试。”

“面试呢?”

“不知道,”我说,“考砸了。”

弟弟表情一僵,手里的行李掉下,滚了两滚,被我用腿拦住。

我看着乱神的弟弟,“我都不慌,你慌什么?”

“乡里的人都认为你是十拿九稳的呀?!”弟弟说。他是车子经过乡政府的时候跟我回来的。“那李哥呢?你第一名都没希望,他不是更没希望了?”

“正好相反。”我说。

弟弟疑惑的眼睛看着我,“不会吧?”

我看着裸露的河床和清细的河流,“你等着过桥就是了。”

我捡起行李,重新交给弟弟。

“李哥就是当了副市长,也不会给老家造桥的。”弟弟说。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水边。接我们的渡船正在靠岸。

“李哥在省里当那么多年的处长,手里又有权又有钱,乡里打了无数次报告,送给他,要修这个码头,”弟弟继续说,“就七八万块钱,可到现在毛都没有。”

“说明他廉洁。”我说。

“屁!”弟弟冷冷一笑,“是胆小怕事,对家乡没有感情,明哲保身,怕自己的上头说他徇私,就不怕乡亲戳自己的脊梁骨!”

我看着尖锐的弟弟,说:“幸好我没当官的希望了,不然我也会遭乡亲们的骂。”

弟弟看着我,说:“哥,上船吧。”他神情落寞,像是对我很失望。他也许想不到他敬爱的哥哥竟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人,考得上博士,却考不上一个副厅级的官职。他不相信当官比当博士、教授还要难。我弟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却轻易地考上了村干,又考上了乡干,还入了党,对他来说升官肯定比升学容易。他现在是菁盛乡党委的宣委,副科级干部。

渡船的船夫是我堂叔的小儿子,他摘下斗笠后我才看得出来。可我知道堂叔的小儿子几年前考上了大学,现在怎么当船夫了呢?

“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就回家待着,”堂叔的小儿子说,“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边划船边吟诵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我、曼得拉和我弟弟听着堂叔的小儿子念念有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堂叔的小儿子回过头,看看我,苦笑着,说:“堂哥,现在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最有文化的船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看着河心的水,说:“我想这河里,一定会有会作诗的鱼,因为它们在水里,天天听见你吟诗诵词。”

“你放心堂哥,你回来了,我保证搞一条鱼,去拜你为师!”堂叔的小儿子说。

晚上我的家宴上,果然出现一条大鱼,是堂叔的小儿子搞来的。鱼带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它的身上没有伤痕,我想是被炸药炸,吓死的。它当然不能作诗了,却给我们家增添了融融的乐意。

饭桌边坐着我的家人和亲戚们,一共有十五六个。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像是过年。

最快乐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因为久别的大儿子的归来,我孤苦的母亲喜出望外,谈笑风生,就像是不曾守过寡,不曾结巴。她的嘴巴自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就不曾合拢过,尽管在看到曼得拉的第一眼时,她差点吓晕了过去。

曼得拉一看见我的母亲,就从我的身后闪出来,给她作揖。“师太,您好!”

母亲看着眼前的黑人,立即就瘫软下去,以为见了鬼。我及时上前,扶起了母亲,用力掐着她的人中,方使她恢复神智。

我用家乡话告诉母亲,眼前的黑人是我带来的学生,他不是鬼,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他们也吃羊肉么?”又愣了一会的母亲说。

我说吃,什么都吃。

母亲兴奋起来,吩咐我弟弟准备宰羊。

我弟弟去后山唤回了放羊的我弟媳,宰了羊群中的一只羊。两夫妻手脚麻利,两个小时不到,一顿丰盛的晚宴就准备好了。而此时,母亲也把所能叫到的亲戚都请到了家里。

母亲在饭桌边频频地给我夹肉,给曼得拉夹肉。肥厚的羊肉、鱼肉一块接一块地放到我们面前的碗里,生怕七十斤重的羊和九斤的鱼不够全家吃似的,她要保证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吃够,仿佛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在城市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曼得拉给我母亲敬了好几杯酒,母亲每次都喝了,劝都劝不住。农村的酒杯跟城市酒楼的杯子不一样,要大许多。母亲每次端着拳头一样大的杯子和曼得拉干杯的时候,我就心里发怵。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没有酒量的,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带她的大儿媳妇回家的时候,狂喜的她都没有喝这么多。但今天她的酒量却特别惊人,如得神助。

看着酣畅痛快的母亲,我不敢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她,也没有告诉我的弟弟。他们以为人在英国的曹英还是我的妻子,还巴望着她为我们彰家生子,传宗接代。我弟弟彰文合已经育有二女,是不可能再生了,除非他敢冒被开除公职的风险。

但是口无遮拦的曼得拉却酒后失言,他一句“中年男人三大喜:升官、发财、离老婆,您儿子呀占了两喜”,让听懂普通话的我母亲突然惊诧。她快乐的表情一收,审慎地看着我,“你当官啦?”

我说:“没有。”

“您儿子就要当市长啦!”曼得拉附声在我母亲的耳边说,“是考上的。”

“你别听他瞎讲,”我对母亲说,“考是考了,没考上。”

母亲不理会我,问曼得拉:“市长是个什么官?”

“大官!”曼得拉说。

“比乡长大?”

曼得拉举起拳头,“比乡长大得多。”

“跟县长一样大?”母亲说。

曼得拉摇摇头,“比县长还要大!”

母亲说:“考上的?”

曼得拉点点头,“考上的。”

母亲也点点头,她相信了曼得拉的话。然后她看着我,脸上又露出快慰的表情,“哦,涨工资了,当官了呗。”

曼得拉笑着摇摇头。他的这一笑又把刚浮在我母亲脸上的快慰荡掉了。

母亲绷着脸,瞪我。

我说:“我是发财了,也要当官了,没错。”我想起李论给我母亲的一千块钱,把它掏出来,“喏,这是奖金,我考官考了第一名,奖给我的。妈,给你。”

母亲仍然绷着脸,瞪我。

看着母亲威严的眼睛,我不敢再骗她。

“我和曹英离婚了。”我说。

母亲没有说话,她蓦地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一条鞭子,又走过来,将我一把拧起,扯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命令我跪下。

我跪下。

母亲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再说:“曹英有什么不好?你要和她离婚?啊?”

“曹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那就是你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我没变心。”

“还说!”母亲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不变心是什么?你当了官了,有权了,哦不,官还没当上呢,就丢老婆不要了!你的心让狗吃了吗你?”

“不是我丢老婆不要,是曹英她不要我,是她要和我离婚的。”

“她要和你离婚?她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你外边一定是有女人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

我的身上又挨了一鞭子。

“还说不是?”母亲说,“曹英不在你身边这几年,你打熬不住了,花心了,找野了!”

我说我没有,我冤枉。

“冤枉?我打死你都不冤枉!”

母亲继续用鞭子抽打我。她边抽边骂,我越是申辩,她就打得越狠,也骂得越狠,就像是打骂自家的跑到别人家造孽的狗。

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母亲也曾这么打过我。那时我读高二,父亲死了,我卷着铺盖回家,不上学了。母亲拿起鞭子,勒令我跪在现在跪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打我。她打我时除了骂,还有哭。凌厉的鞭子和悲愤的哭骂声在我们家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铺盖重新返回学校。

母亲现在打骂我时,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哀伤,只有愤恨。她愤恨自己堂堂正正的儿子竟变成了一个负心、黑心的男人,因为她坚信是儿子背弃了儿媳妇,当官了就变坏,所以她要体罚儿子,执行家法。既然二十多年前她能用鞭子,把逃学的儿子抽成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那么现在,她也要用鞭子,把堕落的儿子抽成一个好人。

曼得拉看着自己的导师被痛打了一番后,才过来替我挡了一鞭子,然后从我母亲手上夺下鞭子。他看着如太后一般威仪的我母亲,说师太,够了,再打下去,你儿子就残废了。

母亲看着我,咬着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她突然一扭身往屋后跑去,脚刚出门,哭声就像决堤的水喷轰隆震响。巨大的哭声扑向屋后的山壁,再打回头,传进门,像倒灌的洪水,将我们一屋子人的心漂浮起来。我的弟弟和弟媳最先抢着出去,劝慰母亲,要堵住让本来和美的团圆饭变得祸患的源头。母亲仍然在哭。

然后是我的一帮子亲戚出去。他们是要回家。

母亲立刻就不哭了。

散开的亲戚们被赔着不是的母亲请了回来,他们重新坐在饭桌上,为难得的家族团圆,为家族中产生的最大的官——除了我无一不信的宁阳市副市长,舒畅开怀地庆祝。

餐桌上的笑容,只有母亲是装出来的,我知道。她不认为我当官是好事情,因为当官要使她的儿子变坏,至少现在儿子已经把她又能干又善良的儿媳妇给离弃了,这是儿子走向深渊的开始,也是当官的路造成的。她再怎么咬牙不哭,也不相信我和妻子的离异其实与当官无关,更何况我能不能当官,现在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