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杂志边一直凝神在听的李师傅抬起头,说:“这是12点59分。”

编者注:

[1]钟表里的弹性元件,用以控制摆轮做等时往复运动。

失败者之歌

文_叶三

2015年6月,李霄峰又找出了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是一本他读了无数遍的书。翻开扉页,那句影响过千万文艺青年的名言扑面而来:“不要怕丢脸。”

几天后,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少女哪吒》将上映。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拍摄完成以后,我才真正学着做导演。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别人了”。

李霄峰的熟人会发现,他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变了风格。在私人领地宣传自己的作品,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搞得跟安利似的,我还是安利的总头目。”以前,李霄峰的朋友圈是标准的高冷文青范儿:时不时甩一句令人费解的隽语,发个酷图片,心情波动时随机删,不经意间让世界感到此人骄傲……现在李霄峰每天平均发15条消息,每条都是《少女哪吒》的宣传。

6月24日深夜将近12点,李霄峰发了这天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为《哪吒》拉选票的小视频。贴完视频,他郑重地对766位好友打上一行字:“……请病毒传播这条视频,谢谢你们!”——“不要怕丢脸”,他对自己说。

李霄峰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他是著名的影评人,笔名LIAR,以文风犀利著称。后来合作过的许多导演和朋友当年都被他狠狠骂过。当了导演后,李霄峰翻出那些文章重读,“当年骂人家的这些缺点,好像现在我都有。”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某一天,他逛网偶得,黑泽明曾在1971年自杀过一次,未遂。那年黑泽明61岁。李霄峰觉得自己被黑泽明生生骗了一场,“你不是说不要怕丢脸吗?你那么大岁数了还自杀!”然后他慢慢想,慢慢明白,“其实,哪个导演不脆弱?”

李霄峰生就一副文艺青年命运多舛的样子。不高,一丝脂肪也没有的精干身材,发型是极短的短寸;一副眼镜上框是黑色的,镜片直接融入脸色;笑时薄嘴唇扯开,嘴角羞涩,眼神狡黠,而眉头微倒挂,略显悲怆。头骨明明线条流畅,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到处反骨。整体看上去,像是用密度极高的材料制成,放到水中便会直沉到底的一个人。

“那天我在想啊,从《哪吒》这个电影,我能看到我小时候,我难道是又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吗?”中学时因为“到处反骨”,李霄峰常被老师孤立,因为老师孤立,同学也就不敢理他。李霄峰父母都算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希望他大学别学文科,结果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市场与广告”。上到大二,他退学,去了比利时学电影。在比利时上完两年基础课,他又跑了回来。

不止一个李霄峰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比较蹉跎……他是有点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迎来第一次互联网热潮。1998年左右,一个搞IT的程序员“边城浪子”建了网站“电影红茶坊”,李霄峰常去那里逛,聊天,看文章也写文章,结识了一批热爱电影的同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以及《少女哪吒》的制片之一冯睿。后来李霄峰又摸到了新浪论坛,“像疯狗一样四处乱窜”,参加各种线下聚会。最后,这批人进驻当时规模最大的电影论坛“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

2001年,李霄峰出版了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署名LIAR。

2002年年底,李霄峰进了陆川《可可西里》剧组,担任纪录片导演。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专业电影训练,他自认从中获益良多。两年后,《可可西里》完工,李霄峰累坏了,他想不如找个工作,试试上班吧。

那一年,李霄峰用LIAR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影评,批评了顾长卫的《孔雀》。当时LIAR撰写的影评可以拿到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稿费,出去行走江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李霄峰决定停止写影评,从此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因为“不喜欢给自己留后路”,他还决定以后再不用“LIAR”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很年轻,写的影评其实就是观后感,不属于评论范围。不写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当想要抒发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吗?”

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做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吗。”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吗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6点起床,坐7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9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