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再次去沙井,轻车熟路,直扑“爱心一族”,却没有找到英姑。

“上次你碰巧了,”小林说,“英姑平常很少在这里的。”

小林我认识,上次来的时候认识的。她是附近一家港资厂的会计,同时也兼着“爱心一族”的义务会计。上次我来的时候还与她聊过,问她在这里兼职,他们老板会不会有意见。她说不会,是老板派她来的,并且告诉我,他们老板也是“爱心一族”的会员。

“平常她在哪里?”我问。

小林听我这样一问,瞪着大眼看着我,仿佛是我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哪里需要去哪里呀?”小林笑着回答。不知道是热情地笑,还是笑话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

我还不算是很苯的人。小林这样一说加上一笑,我明白了,明白“爱心一族”并不是英姑的“办公室”,而只是“爱心一族”会员的一个集结地点。他们每天在这里集结,然后奔赴需要他们做好事的场所。有时是困难群众家,有时是敬老院,还有时候是工厂、医院、学校甚至边远山区。比如今天,小林告诉我,今天有家工厂拖欠员工工资,员工情绪激动,要到政府门口静坐,英姑得知后,一早就赶过去了。赶过去了解情况,赶过去帮着员工与厂方交涉,还赶过去做员工工作,提醒他们不要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口静坐,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拿到工资是关键。

我对小林说了不少恭维话,又从车上取了一本新书签上名送给她,终于说服她带我去英姑去的那家工厂。

去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工厂”,感觉就像一个仓库,一问,果然是一个分装厂,没有生产设备,只有包装设备。由于经营不善,加上下家拖欠他们的货款长期不还,老板支撑不住了,跑了,工人白干了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急了,打算上政府静坐。英姑正在做说服工作,说“爱心一族”可以暂时帮工人们解决吃饭问题,然后由她出面找有关部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但她要求工人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因为采取过激行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给政府添麻烦等等。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已经基本稳定,部分工人还帮着英姑他们一起做另外一部分工人的工作,说英姑说话算数,她说帮我们解决就肯定会帮我们解决,比我们自己瞎闹管用,说得另一部分工人也点头了。

英姑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并且非常不好意思,仿佛这里的工人闹情绪全是她的责任。

这时候,我也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关切地问英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英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这个厂还有些剩余资产,可以变卖,卖的钱给工人发工资,如果还不够,“爱心一族”可以发动其他工厂赞助一点,还可以帮工人们联系其他工厂上班。

“这些事情也归你们管?”我问。问完就后悔,后悔自己这样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责备她不该多管闲事一样。

果然,英姑听我这样问之后,马上就做了解释。解释说发动赞助和联系工作的事情归她管,剩余资产变卖的事情不归她管,但是她可以向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让他们立刻来管。

这时候,我才想起找她的本意。于是,按照头一天晚上策划好的思路,继续向她提问。

“有一个问题上次来没好意思问,不知今天能不能问。”我说。

“没关系,你问。”英姑说。

我清了一下嗓子,准确地说是鼓了鼓勇气,问:“我觉得您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做好事,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要求进步,并且也进步很快,那么年轻就入党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进步呢?”

英姑不说话了。笑,干笑,有点尴尬地笑。

我狠了狠心,想着既然已经开口了,就一定要问到底,不能让自己精心策划的提问目标落空。

“我二姐和您年纪差不多,”我说,“也和你差不多年纪入党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她现在也退休了,是从副区长的位置上退休的。”

英姑继续笑,继续干笑,继续尴尬地笑,甚至还有点惭愧。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哪壶不开提那壶。

“我没有文化。”英姑笑着说。

“不对,”我说,“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是有文化了。我二姐也是初中毕业,和您一样。”

英姑脸上的笑容慢慢退去,逐渐凝固。

“那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还说它做什么。”英姑说。

“您放心,”我发誓一样地说,“如果对您不利,我就坚决不写出来。”

说完,我非常真诚地注视着英姑,努力让她相信我说话算数。

“我落后。”英姑说。

“落后?”我问。心里想,像英姑这样的人还算“落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先进”呢?

“落后。”英姑说。说得很肯定,仿佛她确实很“落后”。

“怎么落后?”我问。问的口气是不相信,绝对不相信。

“烧香。”英姑说。说得非常轻,像是说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

英姑告诉我,其实不是她烧香,而是她妈妈烧香。但就这也不行,也影响了她的进步。当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烧香一下子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要不是她积德多多,人缘极好,说不定就让红卫兵抓起来了,成了革命的对象,哪里还能继续进步?

英姑的话我信。那个年代我虽然小,但是对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抄家和戴高帽子游街还是有印象的,那时候烧香,哪怕是团支部书记的母亲烧香,把她抓起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想起教授的观点,决定把提问进行到底,于是进一步问英姑:“除了烧香之外,你还做过什么?比如有没有加入过什么宗教组织?或参加过什么宗教集体活动?”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加入了党组织,参加党组织的集体活动,过党组织的生活。”英姑说。说得比较急,像是在极力否认什么,也像是在极力表白什么。

晚上回来,我心情有些沉重,但还是立刻给北京打电话,向教授汇报我白天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汇报完之后,教授半天没有说话,仿佛他比我还沉重。

我安慰教授,说英姑那时候正好赶上“文革”,现在不会了,现在像这样偶然烧一点香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管了,更不会被人抓起来了。

教授听了我的话,心情并没有轻松。先叹口气,然后说:“也不见得。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信仰是相互排斥的,只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了,就不能再有其他信仰。即使对普通老百姓,我们的一些实际做法其实也是不提倡他们有宗教信仰的。”

教授的话我信。要不然,英姑在对我说她烧香时,为什么那么小声?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烧香是“落后”呢?为什么说那是“过去”呢?这说明直到现在,她也认为信佛不是好事情。英姑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向教授请教。

“我说过了,”教授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只要不是邪教,老百姓有信仰肯定比没有信仰好。有信仰的人做事情有底线,有敬畏感,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这样,肯定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和道德水准,对建设和谐社会有好处。而人人都没有信仰的社会是个十分可怕的社会。”

探访英姑的任务我算是完成了。无论对贵州毕节老吴的嘱托,还是对我自己的好奇心,我都算是有交代了。但是,我的心至今没有完全放下,老是在想:教授的话对吗?他的观点仅仅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当今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我不知道,也不好问。不好问教授,也不好意思问老吴。下意识地打开电脑,一条滚动新闻弹出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将于2006年4月13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文字不多,但信息量不小,并且到底是关于佛的,仿佛是带了灵光,一下子就把我的脑壳照亮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