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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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赖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是常有的事情。不要说是生产上的事情了,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常常如此。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像这样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孔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乘汽车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整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前面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在手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我说。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反正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又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孔祥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写反了。

"哪里哪里,孔祥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