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上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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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接一电话,上来就问我挣钱不挣,我说你丫没病吧,我知道你谁呀,对方说连我都听不出来,我说听着耳熟,有点儿像给唐老鸦配音的那人,他说我你大哥,我说我还你大爷呢,他又说我找你写过剧本呀,这么快就忘了。哦,原来是那个被王大鹏逮起来的影视公司老板。

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根本就没进去,上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出了事他弟弟顶着,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签的,所以他至今逍遥法外。他还说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还搞影视,问我想不想入伙,我说上回忙乎了半天,一分钱你也没给我,这种事情你还是找别人吧,他说那件事儿是我不对,不过这次绝对是真的,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孙子,你要有兴趣,我们就继续合作。我说,那好吧。

就这样,我又有了工作,跟随一个五人的摄制组拍摄文娱片,制作完成后卖给北京台和各地方台播出,所以我们的名片一律印制“北京电视台编导”的头衔,以便各处招摇撞骗。名片这东西可不就是明着骗。

这里有我两个同校师兄,先我进来一个多月,管技术的,我还他乡遇故知似的没事儿就找他们聊天,可他们对我严冬般寒冷,简直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后来瞧他俩那操行,我也懒得搭理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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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板从哪儿弄了一辆“别克”,每天都是一个人开着它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挖来一个野模儿,她整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陪伴老板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再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女孩叫阿灿,人漂亮,文化低。一次我们赶了个大早,去某风景秀丽的河畔出外景,摄像机位摆好了,反光板打好了,话筒吊杆也架好了,只要阿灿把几段串场词说下来就OK,可她的表现让我们大失所望,不足百字的台词,反复说不利索。太阳越升越高,我们缩小了摄像机的光圈,阿灿对着摄像机仍然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吃过午饭,我们继续拍摄,情况如初,太阳慢慢向西边靠拢,我们又增大了光圈,无奈地看着阿灿对着摄像机语无伦次。终于,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拍摄,幸好出门的时候我们多个心眼,带了照明灯。

老板看了这期节目的样带,并未对内容做出具体修改意见,只是说以后最好白天出外景,别赶在晚上。我们点头说是,有苦难言。老板还说,主持人出镜时一定要打出字幕,让全国人民认识我们的主持人。我心说,主持人是你一个人的,不是我们的。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拍摄前三天便将台词交给阿灿,台下三天功,台上一分钟,希望她能在拍摄的时候一气呵成,可阿灿根本不往心里去,面对摄像机的表现依旧拙劣。我们不好说她什么,也许她确实繁忙,总被老板使唤,就像我们被老板使唤一样。尽管同为使唤,性质却不一样。

制作节目时,我们自始至终将画面上打上阿灿的名字,老板见有了名字,便不再审查节目质量,我们也算得以过关。

后来公司接了几个广告的活儿,涉及产品从塑身内衣到男士营养液,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灿为拍摄主角。我们只好照办,拍内衣广告的时候,让阿灿在不暴露过多风情下,以坐、卧、站、趴等姿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番,拍壮阳口服液的时候,把阿灿脸蛋画得红红的,一脸的幸福,旁边一个面黄肌瘦、跟柴鸡似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说,“我老公工作忙、应酬多,到了家就筋疲力尽,哪像你们家那位。”这时阿灿说,“心动不如行动,多亏有了XX口服液,他好我更好!”

这样,当我们的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不仅主持人是阿灿,连中间插播的广告都是阿灿拍的,阿灿铺天盖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为人民所熟知。老板得意地说,要的就是这样。然后和阿灿钻进“别克”,向灯火阑珊处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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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绸道模特公司办了一个全国大赛,阿灿要参加,老板不让,他清楚这里面的暗道玄机,怕她跟别人跑了。但阿灿执意参加,她说你是我什么人,你又不和我结婚,我干嘛要听你的,把老板问卡了壳。他只好说,随便你吧。

比赛那天,阿灿自己花钱买了门票,邀请我们去现场加油,老板找了个借口,没去。

比赛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举行,非现场直播。我们坐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评委,第二排是赞助此赛事的各企业老板。

在隆重的音乐声中,女模特出场了,身着晚礼服,仪态端庄,婷婷玉立,台下掌声雷鸣。我们看到阿灿挂着29号牌子款款走来,龇牙咧嘴,倍儿高兴的样子。

女模特第一轮展示过后,开始男模特亮相,观众纷纷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抽烟、打电话,转眼间所剩无几。男模比赛在冷冷清清的观众和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草草结束,女模泳装大赛开始,观众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现场再次座无虚席。

女模们穿着比基尼在台上扭腰摆臀地走来走去,光彩夺目,还往腿上抹了油,两条腿又长又白,长得跟等着下锅的油条似的。个别女同志因为臀部丰满或裤衩太小,而露出两侧屁股蛋子上的肉,明晃晃的,其中一个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带病参赛,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还有两个针眼,一边一个。

更绝的是,泳装展示的背景音乐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调,多数选手面无表情地在台上走过,腰间挂着自己的号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谁家过不下去了,在卖姑娘。

这一环节阿灿穿了一身火红的比基尼,分外妖娆,表现极为突出,我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个老板对评委说:“我去找29号聊聊。”就去了后台。这个老板我们都认识,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是某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曾放话,他的企业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国际品牌,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一会儿,该老板回来了,微笑着说:“搞定了,你们控制一下吧。”然后塞给评委一个挺厚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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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素质考察,我们替阿灿捏了一把汗,太清楚她的底子了。但阿灿的表现出乎意料,用口若悬河描述都不为过,让我们惊讶不已。这时候评委回过头向那个老板会心一笑,后者回复了微微一笑,说,非她莫属了吧。

而另几个模特在此环节中的表现都不尽人意,被主持人问得瞠目结舌时,台下居然响起了女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评委又回过头跟老板说,没人罩着就是不灵。

本次大赛设立了秀发、肌肤、气质、上镜、网上人气、风度、身材、潜质、亲善、形象、台风等奖项及优秀奖十名,季军三名,亚军两名,冠军一名,所有参赛选手无不手捧奖杯,满载而归,却苦了主持人,一口气要念这么多人名。

阿灿不负众望,拿了冠军,却让我们的老板失望至极。

随后的颁奖仪式,各企业老总走上舞台,满面淫笑地向佳丽们颁发奖品。那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将金灿灿、看上去沉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灿的头上,可能是阿灿脸小得可爱,桂冠几次从头上滑落下来,看来冠军不是谁都能当的。但别的不说,至少阿灿有身材有脸蛋,就算对得起观众,不像几家企业的女领导,说不利落“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的话倒也罢了,偏偏还要让模特们簇拥着她风韵不存的身体合影留念,也不嫌砢碜,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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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比赛让阿灿一举成名,人往高处走,阿灿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老板甲,跟了老板乙。她说她也没办法,因为比赛那天,她和那个老板在后台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能保证她获得季军以上的名次,而代价就是三年内的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阿灿太想获奖了,想都没想,就签了。

告别那天,前老板说我开车再送你一程吧,阿灿说不用了,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送阿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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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三国演义》。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正经事儿不干,整天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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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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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喝炒肝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我还没吃饱呢,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今天不去上学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晚上回到家,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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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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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AV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黒的红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车开路,后面人群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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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众人对饭菜的兴趣远胜于县长的讲话,县长知趣地闭上嘴,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咀嚼,直到盘干碗净。然后,县长邀请我们出去坐坐,说下面还有节目,几个记者立马来了精神,眼睛开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飞机和汽车,齁累的,我早没了闲情逸致,就提前告辞,回屋睡觉了。

房间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方便,还是一个人一屋,想的够周全,其实大可不必。进了屋,见桌上摆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烟酒茶糖还有招商项目指南和投资手册各一本,明显是让我们带走的。

可是到了离开的那天,为了轻便,我还是将两本书放回桌上,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还在墙上题诗一首:《意思》

烟酒茶糖

我带走

意思领了

剩下的两本书

就不拿了

千万别说我

不够意思

的确,这样做挺对不住人家的,不过,我估计大伙都这样。除了给收破烂的,否则这两本书永远送不出去。

后来,临上飞机,我看有人拎着手提袋去了小摊儿,把东西换成了人民币,说是拿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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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洗去一路的风尘仆仆,我躺在床上刚打开电视,电话就响了。这种时候打来的电话一般都是挣钱的,我考虑是否接听。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我拿起话筒。

“先生,需要小姐服务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听着像东北的。

我问:“都有什么服务?”

“啥都有。”果真是东北的。

“那就聊聊天吧。”我说。

“行,我上去找你。”对方已经迫不及待。

“不用了,就电话里聊吧,姑娘,多大了?”我说。

“大哥,别耽误我挣钱,完了事儿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倒是直接。

我说:“这么着吧,你先问问别的屋,如果实在没买卖,你就给我打电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聊天。”

姑娘说:“光聊天哪过瘾呀,大哥不远千里到了这儿,还不高兴一把,让我上去帮你放松放松。”

我说:“你要是免费放松就上来,我没钱。”

姑娘说:“大哥真会开玩笑,没钱还能住酒店?”

我说:“不是自己花钱。”

姑娘说:“真羡慕你呦,有吃有喝,还能报销。”

我说:“我们是报销,可也不是什么都报。”

姑娘一笑:“你能报销我也没有发票。”

我说:“你怎么干上这行了。”

姑娘说:“我家在农村,从小就坎柴、喂猪、做饭,没钱也没时间上学,现在家里把这些繁重的事物教给我妹去做了,我有了时间但还是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趁着还不老出来挣点儿钱,养活父母。”

我说:“那就不耽误你挣钱了,你先忙,没事儿再聊。”

姑娘失望地挂了电话,再也没打来。兴许是做成一桩买卖,不知道该不该祝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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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这里是一个鸟都拉不出屎的地方,但第二天我还是大便告捷,在这一点上,我老是这么规规矩矩,有条不紊。

在县长的指挥下,我们跟着几个民兵上救生艇,准备深入水灾实地拍摄考察。几个记者说晕船,不上去了,就在岸上扫扫外围吧。县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县人民的未来就在各位的手中,然后给大伙鞠了一个躬,率先走上皮艇。毕竟吃人嘴短,昨晚那么丰盛的款待,不是白享受的,一县之长又已做出表率,还有什么可说的,硬着头皮上吧。

经过近两个小时有惊无险的漂流,终于安全靠岸。原来总说自己不容易,现在见了灾区人民,才知道何谓真的不容易,回北京后我一定要好好写写,一个记者如是说。县长说,谢谢各位,酒宴已经备好,给大伙压惊。

又是一顿饕餮大餐。

饭后,本次行程即将结束,欢送仪式异常热烈,鞭炮齐放,礼花纷呈(尽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狮子,好生热闹。

我们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坐上去机场的长途车。登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渐渐驶出一片蔚蓝,天空愈发阴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开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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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飞机,我扛着摄像机回公司交差,正好赶上发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受: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这东西太神奇了,当你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进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时,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妈的性感。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但领了几次,我又产生了这般感受:暂且不论钱的多少,每月这般周而复始地工作、领工资、再花掉,有什么意思,难道生活就这么乏味吗。

待业的时候,每天在家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质匮乏,精神却充裕。上班以后,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完全解决,精神却饥渴起来。

平心而论,我确实为每月领工资的生活兴奋了些日子,特别是发钱当天,喜悦是按捺不住的,但经历了几次后便感觉无聊,生活的意义仅在于此吗。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况且这点儿钱还远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钱真多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程度,那花钱还有什么意思。当然,此话为时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谈,但生活的无趣,我已深有体会。

现在的工资是我当学生时候生活费的几倍,那时几百块钱就能让我过得倍儿开心,如今钱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说钱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钱却买不来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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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各个时代的同学中,最有钱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傻逼,高中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长得贼眉鼠眼,肥头大耳,一脸淫荡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说话娘们儿腔,上黑板做题的时候拿粉笔都是莲花指,还爱招猫逗狗,一副欠揍的样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成为我们班挣钱最多的。据说因为他在家看了几年CHINA DAILY,没事儿就对着镜子用英文自言自语,平时在中关村给人打工,然后就顺利进入国外某著名电脑公司,任技术维护,主要工作就是接听客户电话,为对方排疑解难,如果碰上他也不会的情况,就拿着听筒冲对方喊:“喂,请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请再大声一点,我还是听不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如果你遇上这种情况,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接电话的那孙子就是他。

该同学活儿虽然糙,但收入丰厚,经常拿着存折去迪厅找姑娘,看见顺眼的,就对人家说:“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说:“德行。”他不慌不忙,将拿着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说:“跟我走就告诉你密码。”姑娘接过存折,看看里面的数字,说:“帅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极其不公平,或者说对他太照顾了。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得了性病,他还引以为荣四处炫耀,以此证明自己威风八面,见多识广。

说实话,如果这个同学混得不像现在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被车撞了或者去要了饭,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会如此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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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存折,我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的,里面存着人民币若干,够我每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有计划地花才够)。开学初的时候,里面的数额比较可观,可到了期末考试,有时甚至期中考试刚过,里面便会空空如也。那时候我在银行的交易窗口经常是绿单子(取款单)进去,人民币出来。

每当我把绿单子递进交易窗口,听到营业员在窗口那边“唰唰”的数钱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时候,便心旌飘荡起来——一会儿就可以用这些钱换取欢乐了。

现在自己也挣了钱,虽然不多,却想把它(们)存入银行,并希望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并没有越滚越大,经常是红单子(存款单)进去没两天,绿单子又进去了,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雪球总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财(揽点儿私活,或者路边捡个三块五块的),才能让红单子进去后绿单子不跟进去。后来我发现,挣我这么多钱还存,简直多此一举。

虽然这样稀稀拉拉挣到的也是钱,但我认为钱不是这样挣来的,怎么挣的,我还没发现,但我必须发现,因为男人挣钱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

我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始终没有超过五位,最悲惨的时候,加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有效数字才勉强够四位。我不渴望成为百万富翁,只想先当个万元户过过瘾,但连这一愿望都难以实现。如今这个“万元不是户,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千万才算数”的时代,我想滥竽充数都这么难。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花时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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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和先于我工作的中学同学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只提两件事情,女人和钱。我对前者倒饶有兴趣,因为年龄到这了,身不由己,而后者在当时并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认为他们俗不可耐,可现在当他们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往往为挣钱(虽说是工作,但要是不给钱就让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乐乎,没空儿,他们就说,你丫现在怎么比我们还现实。

至今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懒的学生到金钱爱好者的转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寻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小学生们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芸芸众生无不在好好挣钱天天向上。

记得我直到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老师和家长欣喜若狂地夸我开了学习的窍;而现在,我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否算开了生活的窍,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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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我远没到那种为了钱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将尊严、人格踩在脚下去获得的程度。没了钱我还能活,活着不是为了钱。

人的欲望无外乎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为金钱,后者能进一步抽象为理想,尽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赚钱,但在我身上,两者还是分开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倾向于后者,现在两者出现了对峙,我深信,若干年后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而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延期发生,或索性立即发生。

难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拥有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满是欲望,世界将会怎样;假如人类失去欲望,世界又会怎样。

欲望就像发面,时间越长,膨胀得越厉害,因而对我们而言,难的不是改变命运,却是安心满足现状。

当听说有人比自己挣钱多,我心里就开始忿忿不平,决心换工作或要求涨工资;而当听说有更多人挣得比自己还少的时候,涨工资、跳槽的愿望便不再强烈。人就是这么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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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没了业务。北京出现非典,为了减少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电视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节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誉为经典的电视剧打发观众。

没有活儿干,自然就没有钱挣。老板说事已至此,他也没辙,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还想干,就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发五百块钱基本工资,他相信SARS终将被人类战胜,到那时候,公司必会财源广进。

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玥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玥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玥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玥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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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21

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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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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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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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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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26

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但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都是男的,岁数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27

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